【摘要】 实施非对称发展战略对赶超型国家科技创新事业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我国科技总体实力相比发达国家差距明显，自主创新能力亟待提高，关键技术急需突破。我国目前正处于实施科技非对称发展战略的机遇性窗口期。实施非对称发展战略需要充分运用辩证思维和系统论方法，在目标遴选、动力储备、推进实施、成果扩散、战略布局、资源配置等方面要统筹战略部署，树立战略自信，才能在“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情境，在科技创新领域中精准施力，塑造“杀手锏”，赢得战略竞争势差。
【关键词】 非对称发展战略 战略势差 科技创新
【中图分类号】F12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6.19.009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科技创新要重视“非对称发展战略”。切实贯彻落实这一重要战略思想，对于推进我国科技事业赶超发展，实现科技大国向世界科技强国转变具有重要意义。
准确把握战略内涵
“战略”一词源于战争，逐步应用到政治、经济、社会、科技乃至企业等各个领域。战略是从全局考虑谋划实现全局目标的规划，包括对目标、重点、战术、路径、手段、资源、压力、效果及代价等要素的统筹考量。非对称发展战略同样也发轫于战争。《孙子兵法》所说的“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英国军事理论家、战略家利德尔·哈特（1895～1970年）在其《战略论》中提出的“间接路线”等都属于非对称发展战略的思想。正如毛主席所言“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非对称”是相对于“对称”而言，因此非对称发展战略是基于战略竞争对手发展战略和优劣势比较之后提出的一种竞争和博弈战略，一般可以分为主动型和适应型。所谓主动型是指整体实力处于领先地位，呈现为“人无我有、人有我强、人强我优、人优我变”的特征；适应型则表现为“人有我无、人强我弱、一锏在手、出奇制胜”的特点。总之，非对称发展战略就是通过创设一种或多种非对称的情境或技能，形成不同主体之间的“战略势差”，以在某些方面取得决定性优势和重大威慑。
我国科技实力总体上与发达国家比有差距，领域层面比较缺乏重大原创突破，许多关键技术仍然受制于人，自主创新的“杀手锏”依旧匮乏。据此可判断我国实施非对称战略仍属于适应型范畴，且呈现出“压迫感十足、紧迫感突出”等鲜明特征。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我们科技总体上与发达国家比有差距，要采取‘非对称’赶超战略，发挥自己的优势，特别是到2050年都不可能赶上的核心技术领域，要研究‘非对称’性赶超措施，在国际上，没有核心技术的优势就没有政治上的强势。在关键领域、卡脖子的地方要下大功夫。军事上也是如此。”
深刻认识实施非对称发展战略的重要意义
实施非对称发展战略对于我国科技创新，乃至实现中国梦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实施非对称战略是应对世界科技竞争的迫切需要。克莱顿·克里斯滕森1995年在《颠覆性技术的机遇浪潮》一书中首先提出颠覆性技术的概念，强调颠覆性技术就是另辟蹊径，从而打破传统技术的思维和发展路线，实现传统技术的跨越式发展。颠覆性创新在战略层面实质上就是“非对称发展战略”。当前，美国《创新美国》战略、《欧盟2020》战略以及日本的《第五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无不希望通过实施“非对称发展战略”，推动颠覆性科技创新抢占未来高技术发展的制高点，从而赢得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动力转化的先机。面对咄咄逼人的科技竞争和创新圈地的严峻态势，我们必须摒弃坐以待毙的无所作为心态，以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凤凰涅槃精神，着眼于长远关键卡脖子领域，采取“非对称”赶超战略，打造具有“一招鲜或几招鲜”的世界领先核心技术优势，从而使我国在未来世界科技竞争中成为新的竞赛规则的重要制定者、新的竞赛场地的重要主导者。
非对称战略是经济发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然需要。“竞争战略之父”迈克尔·波特认为，原有依靠劳动力、自然资源、金融资本等物资禀赋的投入作用日趋减少。在其著名的“波特钻石”模型中提出，机遇和政府对于国家竞争优势具有重要影响。机遇主要包括基础科技的发明创新、传统技术出现断层等。政府可以通过政策影响把握机遇增强国家竞争优势。日本和韩国就是抓住了新技术革命的机遇，依靠科技创新能力提升，在重要技术领域形成局部产业优势，带动产业结构整体调整，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在坚持全面提升创新能力的同时，必须积极实施非对称发展战略在关键领域形成局部领先优势，以点带面、梯次推进、“弯道超车”，进而带动产业结构的联动式调整，引导发展动力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换。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我们在国际上腰杆能不能更硬起来，能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很大程度上取决了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科技创新这件事，等待观望不得，亦步亦趋不行，要有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紧迫感和劲头，快马加鞭予以推进。”
非对称战略是保障和平崛起所必须坚持的底线思维。中国已向世界郑重承诺要走和平崛起之路。但和平不仅需要靠真诚呵护，更需要必要的实力来维护。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日益强大，一些固守“修昔底德陷阱”传统思维的国家不遗余力地在军事上进行围堵。美国2012年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之后，2014年又明确提出第三次“抵消战略”，旨在通过主动型非对称发展战略创新军事技术和作战概念以“改变未来战局”，明确提出“打什么仗造什么武器”的变革思想。面对咄咄逼人的周边形势和新军事革命的挑战，我们必须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针对那些跟不上、跟不起的必争领域，通过非对称发展战略，以较小的投入，形成维护和平所必需的战略威慑。
总之，我国科技创新正处于实施非对称战略的窗口期，我们必须增强紧迫感，在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同时，有效实施非对称发展战略，掌握新一轮全球科技竞争的战略主动。
实施非对称战略要加强整体谋划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在科技方面应该有非对称性‘杀手锏’，不能完全是发达国家搞什么我们就搞什么。”实施科技非对称发展战略是一个难度更大、要求更高的系统工程，必须加强整体筹划、明确突破策略、精确主攻方向、超前规划布局、统筹资源部署，才能确保非对称发展战略的精准实施。
在目标遴选上，要坚持聚焦具有“战略势差”的“杀手锏”。“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海”。非对称战略即是通过创设一种或多种非对称的情境或技能，形成不同主体之间的“势差”，以在某些方面取得决定性优势和重大威慑。我国建国初期针对当时经济实力薄弱、工业制造水平低下、难以短时间改变战机落后局面的现实，做出了研制“两弹”的重大战略决策。这一“非对称发展战略”的实施，不仅有效解决了领空安全问题，而且也奠定了我国航天大国的坚实基础。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针对雷达监测对战机的威胁，另辟蹊径研制出隐形飞机从而改变了整个游戏规则。只有把方向搞清楚，非对称战略才能“以奇胜”，否则再多的资源投入只会加剧南辕北辙效应。选准非对称发展战略目标，首先要坚持问题导向。要针对那些“卡脖子”的痛点、“输不起”的争点、“跟不上”的难点、“不能让”的拐点等问题，敢于直面矛盾，而不是绕着问题走，以壮士断腕的精神下定决心，统筹部署，一抓到底。其次要坚持全球视野。要科学制定科技情报的获取和分析策略，全面研判世界科技创新和产业变革大势，科学汲取后发国家实现赶超的经验教训，保持战略清醒，做到知己知彼并将其可借鉴的经验反映到政策制定中。第三要坚持全局考量。要从国情出发确定跟进和突破策略，细致分析我国科技发展现状，找出我国科技发展的创新特色、人才优势和成果基础，因需、因地、因时、因人统筹制宜，才能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第四要坚持科学决策。汇聚目标是战略制定的基本要求，更是实施非对称发展战略的重要前提。既要广泛听取官产学研用各方专家意见，又要善于汇聚凝练目标，必须避免研讨一次，目标扩大一圈，切实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绝不可“脚踩西瓜皮，滑到哪儿算哪儿”。要特别重视发挥那些视野“宽”、专业“厚”、思想“精”、决策“准”的战略科学家，在科技创新规划和前瞻布局方面的“关键少数”作用。
在动力储备上，要重视基础研究源头创新供给。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我国作为一个大国，终极目标应是建立“均衡优势”或是“对称优势”，即在众多科技领域都能够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因此，我们既要坚持问题导向，选择重点方向突破制约我国发展瓶颈障碍；同时要夯实基础，把握全球科技发展方向，努力形成全面对称的比较优势。颠覆性创新何时“涌现”往往难以预测，但机遇总是垂青于有准备之人。当前基础研究和应用开发关联度日益增强，只有高度重视基础研究侧源头供给，不断提升原始性创新能力，才能随时捕捉和响应科学革命的发展机遇，保证基础性、系统性、前沿性技术研发持续推进，从而可能形成新的“非对称”优势。
在推进实施上，要保持坚定不移的战略定力。实施非对称战略就是要在一些关键必争领域率先站稳脚跟，对看准的方向一定要超前规划持续投入。没有坚定的战略定力，就不可能实现既定的战略目标。中国客运大飞机发展计划始于1970年立项研制的运10，尽管1980年实现首飞成功，但却从1985年被搁置直到2007年C919研制立项。这一搁置使我们失去了实现大型民机及其产业发展的大好机遇。尽管运10搁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不能说没有发展定力不稳的因素。“对国家和民族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科技决策，想好了、想定了就要决断，不然就可能与历史机遇失之交臂，甚至可能付出更大代价。”
在成果扩散上，要重视建立创新成果贯通体制。实施非对称发展战略的目标就是要着力攻克一批“卡脖子”的关键核心技术，加速赶超甚至引领步伐。要高度重视非对称发展战略成果辐射和带动作用，努力破解成果转化这一“阿喀琉斯之踵”，进一步完善成果转化机制，着力打通科技和经济转移转化的通道。要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完善资金链，消除科技创新中的“孤岛现象”。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坚持企业在创新中的主体地位，推动产学研结合和技术成果转化，实现从科学研究、实验开发到推广应用的三级跳。
在战略布局上，要善于辩证思维适时调整着力点。制定战略必须坚持全局性原则、系统性原则、目的性原则、重点性原则和长远性原则。非对称发展战略特别是适应型非对称发展战略，是对战略博弈巨大压力的“应激反应”，客观上要求战略全局把握更加全面、战略系统更加协调、战略目的更加明晰、战略重点更加聚焦、战略路径更加独特、战略预见更加精准、战略效果预判更加慎重。非对称战略绝不仅仅是剑走偏锋，而是一种体系化制衡和“杀手锏”制胜的优化组合。实施过程中必须要秉持辩证思维和系统思维，处理好对称与非对称发展、全面部署与重点突破等关系，适时评估整体战略实施效果，既要保持非对称战略中适度的布局张力，又要以动态调整应对瞬息变化的时局。
在资源配置上，要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独特优势，实施非对称发展战略必须要用好这一制度优势，科学配置人力资源和物资资源。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创新投入主体、科研人员利益诉求日益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要从管理机制、激励机制、保障机制等方面，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用人机制和投入机制，统筹协调好国有与私有、集体与个人的关系，切实增强不同创新主体的向心力、不同体系科研人员的凝聚力，搞好科研力量和资源整合，形成推进科技创新的强大合力。
实施非对称战略要树立战略自信
习近平同志强调：“要有强烈的创新自信。我们要引进和学习世界先进科技成果，更要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努力在自主创新上大有作为。如果总是跟踪模仿，是没有出路的。”实施非对称发展战略既是国家集体智慧的较量，更是国家战略意志的博弈。没有敢于“亮剑”的战略自信，就不可能有“智取华山”的战略行动。
战略自信是创新的内在要求。由于我国科技发展底子薄、基础弱，实施跟踪追赶发展策略是完全必要的。但不可否认的是，长期的跟踪策略在国家和个体两个层面都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盲从”的不自信心理定势。目前，我国已形成较为完整的学科体系，人力资本不断夯实，科技整体水平大幅提升，一些重要领域跻身世界先进行列，某些领域正由“跟跑者”向“并行者”、“领跑者”转变，我们必须要树立在新的起点上实现更大跨越的战略自信，在世界科技竞争中敢于布大棋局，在科技创新方面勇于潮头搏浪。当然，战略自信绝不等于狂妄自大。我们必须要有虚怀若谷的心胸，谦虚好学的态度，充分利用全球创新资源在更高起点上推进自主创新。
涵养战略自信需要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实施非对称发展战略必须要在原始创新和颠覆性创新方面下功夫。这就意味着思想更“疯狂”，探索更艰辛，失败更平常。没有良好的创新环境就不可能给“疯子”插上自由翱翔的翅膀。曾经孕育出互联网、全球定位系统、高超音速飞机等重大创新的DARPA始终强调创意就是一切、宽容孕育成功，鼓励“疯狂科学家”在别人不会做的创意上进行博弈。营造有利于非对称发展战略实施的良好条件，一是要尊重科研规律。在基础研究领域乃至应用科技领域，要尊重科学研究灵感瞬间性、方式随意性、路径不确定性的特点，要容忍在科学问题上的“异端学说”，允许科学家自由畅想、大胆假设、认真求证。二是要弘扬创新精神。注重培育科研人员自信独立的品格，鼓励科研人员尊重科研规律，独立思考、敢于创新；大力弘扬以创新为核心的企业家精神，大力开展创新创业教育，鼓励更多优秀人才进入创新创业大军。三是要尊重科研人员主体地位。要在管理上简除烦苛，给科研人员更多的创新选择权，经费使用权，成果使用、处置和收益权，更好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四是要完善评价体系。要注重创新的实质性贡献，坚决摒弃简单地以“文章点数”评成果；要注重对“人”的全面关怀，坚决摒弃简单地以“帽子大小”论英雄；要注重创新过程的勤勉考察，坚决摒弃简单地以成败定终身；要注重不同学科的发展特点，坚决摒弃简单地以“科学指标”进行整齐划一的创新评估。
习近平总书记在年中召开的“科技三会”上提出了“三步走”科技创新发展目标和路线图，强调：“不创新不行，创新慢了也不行。如果我们不识变、不应变、不求变，就可能陷入战略被动，错失发展机遇，甚至错过整整一个时代。”因此，我国科技发展要切实推进实施非对称战略，加强科技领域战略扫瞄，精确瞄准必争领域、精兵投入重大突破、精准释放创新潜能，为实现科技事业赶超，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做出切实贡献。
责 编/郑韶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