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建, 江水法
(江西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13)
在脱贫攻坚任务完成后，中国社会正式步入后脱贫时代，农村反贫困事业进入新阶段。然而，相关数据显示，我国仍有200万的脱贫人口存在返贫风险，有近300万的边缘人群陷入贫困的风险较高。[1]在此背景下，如何有效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打破贫困陷阱的恶性循环，就成为后脱贫时代农村反贫困的重要课题。
“贫困陷阱”是指处于贫困状态的个体、家庭和群体无法打破贫困再生产的情境，他们的日常生活一直处于贫困的恶性循环之中。[2]贫困陷阱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马尔萨斯人口陷阱的研究，即由于生活资料的增长速度远远低于人口增长的速度，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效益被人口增长所抵消，人均生活水平仍然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3](P.7)随后，贫困陷阱成为经济学重点关注的领域，形成了“贫困的恶性循环”等理论范式[4](PP.35～47)，相关研究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随着贫困陷阱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逐步形成了文化贫困[5]、可行能力[6](P.63)和脆弱性[7](P.43)等研究视角，贫困陷阱理论成为解释反贫困悖论的重要范式。
随着后脱贫时代的来临，贫困陷阱再次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话题。在中国独特的制度、历史、个体和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下，当前乡村社会并未发生贫困陷阱[8]，但特定地区和人群陷入贫困陷阱的风险仍然较高。特别是由于在国家“输血式”扶贫模式下脱贫户存在体制性依赖[9]，一些脱贫户传统的家庭生产方式与货币化经济体系之间不匹配[10]，一些地区存在主体性、经济性和空间性等多元叠加的返贫风险[11]，脱贫户的日常生计处于一种非常脆弱或不稳定的状态[12]，部分脱贫户很容易陷入新贫困陷阱。为了有效预防贫困陷阱的生成，学者们认为应当加快建立以防贫为主的贫困治理体系[13]，以人力资本建设提升贫困人口的发展能力[14]，加强返贫风险的控制策略建设[15]，建立健全主体、供体及载体均衡有效的返贫治理模式[16]，探索阻断返贫的整体性治理路径[17]。
现有研究对贫困陷阱的干预提供了较好的理论范式，但仍然延续了精准扶贫背景下的国家干预思维，主要从国家与社会关系这一宏大视野进行“知识体系”的输入，忽视了日常生活的微观视角。正如阿比吉特·班纳吉等人所指出的，我们必须抛弃对穷人的内在偏见，不应当将其刻画成负面的形象，而应当从他们的日常生活出发，了解他们日常生活的复杂性，这样才能转换贫困研究的视角。[18](P.62)基于此，我们有必要加强贫困陷阱干预理论范式研究，从一种自上而下的研究范式向自下而上的范式转换，深化后脱贫时代农村反贫困的理论范式研究。日常生活情境是个体或者群体在日常生活世界行动的场域，代表行动者受到了日常生活世界的约束，通过自我行动实现了情境再造。从贫困产生的原因看，贫困与日常生活情境具有内在的关联性：日常生活情境是贫困产生的微观场域，而反贫困则是在国家或其他主体通过对日常生活情境的干预，实现贫困群体物质与精神再生产体系的再造。在日常生活情境的微观视野下，笔者尝试构建后脱贫时代贫困陷阱干预的生活化治理范式，从而为后脱贫时代脱贫户韧性的提升提供理论与经验支撑。
进入后脱贫时代，脱贫户的家庭生计发生了结构性变化，他们处于日常生活情境转换的关键阶段，一些脱贫户由于无法有效适应不确定性的生活情境，特别是在贫困文化的束缚、家庭生计的张力和多元社会风险的影响下，他们很容易陷入“贫困—脱贫—返贫”的循环悖论之中。
(一)贫困文化的束缚：日常生活情境的自我区隔
乡村文化情境主要包括行为方式、礼仪和风俗习惯等非正式规范，它通过影响人的价值观念，让个体建立一种与他人相互认同的生活方式。[19]作为贫困群体生活方式建构的重要机制，贫困文化与个体认知在日常生活情境中被主流价值理念和生活方式所排斥，贫困文化代表了他们对自身社会地位的一种自我调适。对于通过政府帮扶脱贫的贫困群体而言，在贫困文化的长期影响下，他们的日常生活情境仍然存在较多负面影响因子，这些因子塑造了一种抑制他们发展的价值壁垒，导致许多脱贫户无法与贫困生活情境脱嵌。布迪厄认为，“生活风格”是日常生活情境的凝结，个体或者群体在相应的资本和偏好的基础上呈现一种日常生活趣味差异，并导致特定空间下阶层或者群体之间的区隔。[20](P.592)由于一些脱贫户促发性信念严重不足，他们的日常生活仍然极度依赖政府的帮扶政策，由此生成了许多束缚家庭发展的抑制性信念，脱贫户在日常生活情境中无法有效生成积极的价值理念。日常生活情境对农民的家庭发展产生很大影响，当贫困情境嵌入到农民的日常生活之中，贫困群体的羞惭内疚感逐步在内心深处合理化，由此导致其对外在力量的排斥和与新的生活方式的区隔。一些脱贫户在日常生活情境中表现出自卑和羞愧的心态，或者以“贫困户”为荣，他们在村庄公共生活领域缺乏主动性，长期沉浸于贫困生活情境，并由此形塑了日常生活情境中的文化认知，进而束缚了他们的发展能力。
(二)家庭生计的张力：日常生活情境的弱势累积
在后脱贫时代，脱贫户从相对安逸且受外在保护的生活情境逐步向相对不确定性的生活情境转换，脱贫户的日常生计正在经历一种结构性转换过程。半工半耕成为许多贫困户的基本家庭生计模式，家庭生产主要用于家庭的日常消费，而家庭再生产无法实现家庭资源的有效积累，他们在脱贫以后的家庭生计仍然以一种“维持型家庭”的面向呈现。传统的小农生产方式在实践过程中日益式微，同时，许多脱贫户在市场化体系之中缺乏竞争力，小农生产方式和农民的生计思维与现代化生产体系之间存在话语冲突，家庭生计的张力导致一些脱贫户无法跨越贫困陷阱，很容易陷入贫困再生产的情境悖论。
如果个体或者家庭的收入一直处于贫困线之上且收入远远大于支出，资源累积呈现正向循环，那么他们就将进入一种积极的发展情境之中。然而，如果由于受到个人因素的影响或外部因素的冲击，个体或家庭的自我发展能力较弱，就会导致支出大于收入，由此，他们就会陷入贫困陷阱而无法自拔。由于许多脱贫户的家庭资源累积严重不足，再加上一些脱贫户在组织结构上属于一种残缺型家庭，他们在脱贫后不仅面临着家庭内部资源整合功能较弱的困境，而且缺乏有效的家庭外部资源支撑，这些高风险家庭的可持续脱贫能力较弱。尽管脱贫户通过外在力量的干预可以有效改变贫困的家庭生计，但却无法真正从日常生活贫困情境中脱嵌，这进一步强化了他们日常生活情境的弱势累积。
(三)多元社会风险的嵌入：日常生活情境的时空撕裂
在快速流动的乡村社会，现代性对农村传统的生活方式产生了很大冲击，特别是在多元化社会风险的影响下，乡村社会的日常生活情境呈现出时空断裂的面向，农民的日常生活逐步走向流动性和不确定性。由于现代性使城乡社会被分割为不同的情境空间，一些弱势群体不得不在城乡二元空间流动以维持生计，在被卷入市场化体系的过程中，他们的日常生活情境“时空断裂”的特征日益明显。[21]日常生活情境的转换导致反贫困场域的变迁，为了有效规避社会风险，许多脱贫户在城乡之间流动，他们在现代化生活方式的选择面前犹豫不决，既向往稳定的生活，又会在现代化消费理念的影响下迷失自我，他们在日常生活情境中的风险不断增加。
在日常生活实践中，社会边缘群体的生活很可能会在很长的历史阶段都处于贫困边缘，这种生活状态之所以会长期延续，是因为他们的日常生活缺乏有效的平衡机制，当利用外力对他们这种生活境况进行干预的时候，也许他们可以迅速摆脱这种境况，但他们重新回归贫困生活情境的概率仍然很高。[22](PP.88～89)在多元社会风险的影响下，脱贫户日常生活面临的风险系数不断增加，他们在脱贫后的发展面临着越来越大的不确定性。
总之，贫困文化情境与个体的行动情境以及多元化的风险情境相互交织，共同形塑着贫困陷阱生成的场域，加剧了脱贫户日常生活情境的脆弱性，从而使乡村社会的弱势群体容易返贫，无法跳出贫困陷阱的壁垒。
随着后脱贫时代的来临，如何通过建立新型反贫困干预范式体系使脱贫户跳出贫困陷阱，就成为后脱贫时代农村反贫困的重要任务。为了有效打破贫困陷阱的循环悖论，我国农村反贫困的重心需要从宏观场域向微观场域转换，从脱贫户日常生活情境出发，构建贫困陷阱干预的生活化治理范式。
(一)从解放政治到生活政治：贫困陷阱干预的范式转换
在日常生活情境中，个体处于特定日常生活流之中并与个体的生命实践紧密相关，还受到制度性实践的约束，每一个个体都处于结构化体系之中，由此界定了个体的日常生活实践和社会角色。[23](P.12)由于日常生活情境的不确定性是脱贫户贫困陷阱生成的重要原因，从日常生活情境视角出发有利于我们从日常生活的微观视野理解贫困陷阱产生的机理，进而构建后脱贫时代反贫困的新型干预范式。
在反贫困的日常生活情境之中，当能动性的个体生活世界与外在干预发生互动后，就会产生具有情境性的权力和知识价值谱系。[24](P.36)从治理主体关系和治理目标的视角看，生活化治理主要包括两种范式：一种是国家自上而下干预的宏大视角，另一种是自下而上的日常生活互动视角。吉登斯认为，解放政治是一种关于“人的解放”的政治，它关涉的是将个体或者群体从特定不良生活情境中解放出来；
而生活政治则是一种关于生活方式的政治，强调个体对生活方式的自主选择和认同。[25](PP.247～248)在农村反贫困场域，解放政治通过对贫困群体日常生活的干预而使其告别极端的贫困生活；
生活政治则是反贫困的第二阶段，使贫困群体从贫困情境中解放出来自由地选择生活方式，不会重新陷入贫困陷阱之中。解放政治是一种外在的改造过程，侧重于物质层面的干预；
而生活政治涉及贫困群体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使贫困群体通过积极有效的行动来追求自身的生活方式。
从反贫困体系建设的视野看，超常规的反贫困治理体系有利于加强政府动员，进而在短期内消除绝对贫困，但超常规的贫困治理体系与脱贫户日常生活情境之间存在多向度张力。在绝对贫困治理场域，贫困群体无法通过自身的能力摆脱贫困，必然要求国家承担社会救济职责。而随着贫困群体通过外在的帮扶顺利脱贫以后，对贫困陷阱的有效干预不仅需要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野来加强外部干预，而且需要从制度与生活视野通过对日常生活情境的微观干预建立健全返贫干预的常态化治理体系。在范式转型过程中，如何将国家的外部干预向脱贫户个体的自我治理转型，将国家的宏观政策体系与微观日常生活服务体系无缝衔接，将制度公平的公共性议题嵌入对生活方式选择的领域，将反贫困的国家干预瞄准日常生活关怀，由此实现个体的主体性再造，是当前农村反贫困政策转型的方向。[26]可见，后脱贫时代农村反贫困必须从贫困群体的日常生活出发，在制度与生活范式下关注脱贫户的日常生活情境，进而使其跳出贫困陷阱。
(二)从脆弱性到韧性：贫困陷阱生活化干预的话语转换
在农村反贫困场域，生活化治理的核心在于将国家的贫困治理体系与日常生活情境有效衔接，由此提升贫困群体的日常生活发展能力。脆弱性理论是贫困研究的重要理论范式，特别是在“外部—内部”分析范式提出之后，进一步形成了“暴露—能力—后果”的分析框架，脆弱性理论被不断应用于反贫困实践过程。[27]脆弱性体现了日常生活情境的失衡，表明贫困户脱贫后无法有效适应日常生活情境的变迁，他们无法有效应对各种社会风险，不具备可持续的脱贫能力。从脆弱性视角审视，贫困问题主要包括三层含义。首先，表明特定个体或者群体日常生活情境的不确定性；
其次，这一情境中的主体在外在环境发生变化时十分脆弱；
再次，日常生活情境在风险面前容易遭到巨大损害，并且难以恢复到以前的状态。[28](P.8)从脆弱性视角看，资源匮乏、能力缺失与机会不足是贫困产生的原因，反贫困遵循风险规避、风险抵御和风险控制的治理逻辑，因此，反贫困主要瞄准对物质贫困的干预。[29]
虽然脆弱性和韧性理论都关注贫困群体的日常生活，但是二者的干预逻辑与范式存在很大差异。韧性是指个体、家庭等社会主体在面对突发性社会风险情境来临的过程中能够有效应对风险的压力，并能够较快恢复到正常状态。[30]从日常生活情境的要素结构看，生活化治理是一个包括以主体、客体、制度和价值等要素为整体的治理体系，通过推动脱贫户日常生活情境的有机循环将情境系统中各种因子有效耦合，以提升脱贫户日常生活情境的承载力和再生能力。在快速变迁的乡村社会，脱贫户必须建构相应的韧性来应对外在情境的变化，提升脱贫户日常生活情境的适应性和平衡性。毋庸置疑，由于许多脱贫户都缺乏应对风险冲击的能力，面对多元化的社会风险情境，他们往往呈现出多向度的脆弱性，可持续脱贫的核心就在于如何构建他们的发展韧性。
在后脱贫时代，为了使脱贫户跳出贫困陷阱，推动农村反贫困话语从脆弱性向韧性转型，应当从脱贫户日常生活情境出发，加强对脱贫户日常生活世界的保护。对贫困群体日常生活情境的保护可以划分为内在保护和外在保护两种类型：内在保护主要是激发个体内生的心理素质和能力，而外在保护主要是通过外在力量对个体进行帮扶。[31]在脆弱性理论视野下，反贫困主要侧重于从外在保护的视角对贫困者的日常生活进行干预，而韧性则要求个体建构一种内在的保护因子。从脆弱性到韧性的反贫困话语转换要求将各种情境要素进行系统性整合，提升脱贫户日常生活行动能力和自我调节能力，有效处理外在干预体系与日常生活情境的张力，提升脱贫户日常生活情境的适应性，在外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时能够保持相对的系统均衡性。
互动论大师托马斯认为，情境包括三要素，即包括强制性和规范性的文化价值体系等在内的客观环境，受社会环境影响的个体所接受的“情境定义”以及个体或者群体在情境中的自我行动。[32](P.298)贫困陷阱生活化治理内在逻辑的核心在于通过情境的脱嵌、再融入和监控等机制全面提升脱贫户的日常生活韧性，由此再造脱贫户日常生活情境系统。
(一)贫困生活情境的脱嵌：斩断贫困陷阱的生成根基
脱嵌是指使个体从传统社会秩序中解放的历程[33](PP.156～159)，它不仅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重要机制，而且是对现代国家治理术的重要运用。反贫困的国家干预代表了政府将贫困群体从不利于自我发展的生活情境脱嵌后，使其能够拥有自主选择自我生活方式的能力。
在脱贫攻坚任务完成后，由于脱贫户在过渡期仍然享受各项扶贫政策，一些脱贫户仍以“贫困户”的身份自居，他们强烈希望得到政府的帮扶，“贫困户”作为一种身份标签呈现于他们的日常生活。为了有效斩断脱贫户贫困陷阱生成的根基，首先应当加强对贫困地区生态环境的改造。在贫困治理中，通过易地搬迁等各项扶贫政策的实施，贫困群体和贫困地区的外在环境发生了极大变化，贫困群体在短期内有效地改变了家庭生计。然而，由于贫困生活情境的各种因子内嵌于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脱贫户对贫困生活情境呈现高度的依赖性，他们对于反贫困的各种制度体系表现出很强的“抗拒”态度。因此，在后脱贫时代，为了有效提升脱贫户日常生活的韧性，我们需要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加大对深度贫困地区自然环境的改造力度，有效打破贫困情境对于脱贫户发展的束缚，实现脱贫户日常生活情境的转换。
脱贫户从贫困生活情境脱嵌不仅要从物质生活情境脱嵌，而且要从贫困文化情境系统性地脱嵌，只有这样才能再造脱贫户的情感结构。情感结构是一种十分稳固的结构形态，是一种日常生活中细微且难以直接触摸的因子，既是特定时空情境文化形态的凝结，又是个体主动或者被动选择的结果。[34](P.57)内嵌于贫困群体日常生活中的文化精神因素对于贫困群体日常生计的影响是深层次的，会使贫困群体产生一种很强的无力感。如果无法真正使脱贫户从贫困生活情境中系统性脱嵌，他们的日常生产、生活方式和文化价值理念将会延续，他们在脱贫后就很容易重新陷入贫困。物质上的贫困可以通过外在帮扶在短期内解决，而精神贫困干预则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需要在情境修复理念下使他们在参与过程中建构起相应的获得感，将可持续脱贫转换为脱贫户的内生动力，由此彻底斩断贫困陷阱生成的根基。
(二)日常生活情境的再融入：实现脱贫户自我发展的系统再造
如果脱贫户从贫困生活情境脱嵌后无法有效融入新的社会系统，那么不仅脱贫户的自我发展能力会受阻，而且可能导致脱贫户的日常生活情境悬浮，由此陷入一种“孤岛化”的尴尬情境之中。因此，我们必须通过分配正义让他们享有同等的社会资源和发展机会，从而使脱贫户有效融入社会主流群体，实现脱贫户自我发展系统的再造。
贫困陷阱干预的生活化治理逻辑不仅是让脱贫户从原有的时空情境脱嵌以后放任自流地发展，而且是在脱嵌的基础上实现情境结构的再造，使脱贫户融入到新型时空情境之中，推动其日常生活情境的结构化转换。贫困生活情境脱嵌的目标在于实现情境的再融入，也就是通过情境要素的优化和情境结构的再造提升脱贫户自我发展情境的韧性。[35]作为一种在乡村社会结构中被建构的“他者”身份，贫困户这一身份不仅弥散于他们日常生活的实践过程，而且形塑着他们的文化认知和行动能力，并制约他们日常生活主体性的建构。在我国脱贫攻坚任务完成后，贫困的原因和特征日益从一种物质层面的匮乏向“身份受阻”转换，在其身份转换过程中，贫困群体仍然对先前的生活方式具有很强的依赖感，同时由于个体的发展机会遭到社会结构的排斥和相对剥夺，他们无法有效地融入社会有机体。为了提升脱贫户可持续脱贫的韧性，应当打破社会系统对弱势群体的区隔，使脱贫户从日常生活情境脱嵌后重新融入新的日常生活情境之中。
在日常生活情境中，社会融入包括家庭成员的积极参与、家庭外部社会关系的有效支持、生活空间的稳定性、失范及职业成就等要素。[36]通过推动脱贫户日常生活情境要素的全方位变革，特别是在收入、机会、资源和能力等层面保障脱贫户享有同等的发展机会，实现脱贫户可持续发展的系统再造。比如，应使通过易地搬迁实现脱贫的家庭有效融入新的日常生活情境之中，提升他们日常生活的适应性。当国家的干预措施与贫困群体日常生活情境有效耦合，他们的日常生计发展就不仅仅是外力干预的结果，而是逐渐内化为个体的自我意识，并由此为他们美好生活情境的生成提供基础。
(三)日常生活情境的反思性监控：加强对脱贫户的有效充权
当各种风险不断嵌入日常生活情境，如果脱贫户能够根据情境的变化采取积极有效的行动，并由此提升日常生活情境的监控能力，就能够有效防止返贫。提升日常生活情境的韧性应当在经历脱嵌和融入等维度的基础上，加强对脱贫户的有效充权，使脱贫户不仅拥有在日常生活情境中积极行动的动力，而且具备有效应对各种社会风险的能力，由此成为具有反思性监控的行动主体。
加强科学有效的返贫监测和帮扶体系建设是保障不发生大规模返贫的关键因素，但返贫监测和帮扶体系只有与脱贫户日常生活衔接，才能真正构建贫困陷阱干预的长效机制。在长期反贫困实践中，贫困是一种社会问题的凝结，反贫困策略侧重于对贫困问题的诊断和治疗，特别是在技术化治理的理念下，他们被塑造成社会的“问题人”和边缘群体，这种理念忽视了贫困群体的能动性。反思性监控是社会系统中个体日常行动的典型特征，行动者不仅可以有效监控自己的生活流，而且可以要求他人有效地监控自我，它体现了个体对于自我生活情境的掌控，是个体行动意识和行动能力的表征。[25](P.22)脱贫户日常生活反思性监控能力的建构不仅需要技术化的风险监控体系，而且需要加强对脱贫户日常生活的有效充权，以此激发脱贫户的主体能动性。由于贫困群体在日常生活情境中应当是能动性的主体，因而国家的反贫困政策不能仅仅从一种精英主义视角来观察贫困问题，而是应当深入关注他们的日常生活。通过在日常生活情境中对贫困户进行有效充权以及在国家建立全方位、无缝隙的返贫监测体系的基础上让他们在脱贫后具有强烈的脱贫愿望和动机，能够对日常生活的各种风险情境进行自我监控，采取相应的行动实现对风险情境的有效治理。
总之，在生活化治理的理论框架下，贫困陷阱的干预并不是遵循“冲击—回应”的范式，而是通过日常生活情境的脱嵌，达到从原来的社会系统抽离并重新融入新情境的目标，在“预防—主动”型的范式下全面提升脱贫户日常生活情境的韧性。
作为个体日常行动的场域，日常生活世界以个体劳动和生活关系为基本面向，通过日常生产与消费系统、人际交往系统和价值观念系统等日常实践活动产生一种有意义、有价值的生活世界。[37]贫困陷阱干预的生活化治理范式需要从日常生产与消费、日常交往和日常价值观念系统出发，重构脱贫户的生计韧性、社会韧性和文化韧性。
(一)重塑日常生产与消费系统：提升脱贫户的生计韧性
为了有效保障脱贫户日常生计的可持续发展，应通过推动脱贫户日常生产系统的内源式发展来实现日常生产与消费系统的有机均衡，由此提升脱贫户日常生计的韧性。
首先，以内源式发展理念重塑家庭生产系统，加快制定促进家庭发展的政策体系，提升脱贫户内源式发展的能力。作为发展型干预理念，内源式发展要求构建一种能够实现家庭和村落社会协同发展的生态链，使脱贫户日常生计有效地融入乡村发展的循环系统之中。因此，应当在发展型干预的政策视角下，推动乡村振兴生态链的有机循环，实现资源的输入—承接—内生的均衡性对接，加强资源循环的生态链建设。无论是扶贫产业的发展，还是对脱贫户日常生计的干预，都应当充分尊重村落和个体家庭的日常生活情境，将反贫困干预的焦点瞄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家庭生计的可持续发展层面，推动脱贫户家庭生计的现代化转型。
其次，推动脱贫户日常生产与消费系统的相对均衡。根据相关数据，2019年，贫困地区农民日常消费支出增长较快，主要集中于食品烟酒(增长12.42%)、居住(增长31.32%)、交通通信(增长11.48%)、教育文化娱乐(增长13.99%)和医疗保健支出(增长20.25%)等领域。[38](P.157)在脱贫攻坚任务完成以后，支出型贫困问题将会日益凸显，打破贫困再生产的链条需要将支出型贫困的有效治理纳入反贫困的核心议题。其一，为了减轻脱贫户陷入支出型贫困的风险，应防止自利性道德风险在乡村社会蔓延，实现农民在反贫困场域权利与责任的对称[39]；
其二，通过加强脱贫户家庭资产的有效积累，引导脱贫户树立理性消费的观念，实现脱贫户家庭收入与支出的相对均衡；
其三，国家扶贫资源在自上而下输入的过程中，要求有效瞄准贫困群体的日常生活需求，提升贫困群体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与机会；
其四，进一步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减轻农民的重大疾病、教育和养老支出等方面的负担，增强脱贫户应对疾病、灾害等不确定因素的抗逆力。
(二)重塑日常人际交往系统：提升脱贫户的社会韧性
首先，重塑脱贫户家庭组织体系。在后脱贫时代，应当通过赋权增能加强脱贫户的行动能力，提升脱贫户家庭组织体系的韧性。当脱贫户面对突发性风险情境时，他们能够有效整合家庭组织体系，充分利用家庭社会关系网络采取有效行动，从而提升贫困户应对突发风险情境的能力。加强家庭责任分担机制建设是指在家庭成员之间建立协作互动的关系，由此构建具有强凝聚力的家庭组织体系。农村反贫困体系建设要求政府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同时，激活脱贫户的自我能动性，从而提升脱贫户家庭的组织凝聚力。进一步加强家庭社会支持体系建设，要以脱贫户日常生活微观领域为切入点，遵循“问题干预”和“情境修复”的逻辑，实现对脱贫户日常生活关系情境的干预。因此，我们应当进一步发挥农村社会工作在反贫困场域的功能，加强对于一些残缺型家庭的干预和修复，提升脱贫户家庭在村庄公共事务治理中的话语权，增强脱贫户家庭的组织行动力，以推动脱贫户家庭组织体系的结构性转换。
其次，重构村落共同体的韧性。要实现对贫困陷阱的有效干预，应当在有效保护村落共同体韧性的基础上，实现脱贫户日常人际交往系统的重塑。在我国传统乡村社会，村社共同体对个体发展具有很强的庇护功能，特别是能够通过发挥救济弱者的职责塑造以血缘地缘为基础的生态圈。在传统乡村社会相对静态的日常生活情境中，个体在乡村内生性组织体系的庇护下，能够依托村落社会系统实现其最低生存需求。在当前乡村社会个体化和市场化浪潮中，村落共同体在乡村社会转型过程中不断走向式微，村落共同体的社会救济和反贫困功能逐步丧失。因此，我们应当进一步加强村落共同体的重建，通过政府扶持村落共同体来有效应对市场因子的冲击，发挥村落理事会等村落社会组织在村落治理中的功能，实现个体、家庭和村落共同体的有机互动，由此提升脱贫户应对社会风险的韧性。
(三)重塑日常生活价值系统：提升脱贫户的文化韧性
首先，加强家庭共享价值体系建设。在后脱贫时代，需要以美好生活理念重塑家庭价值体系，在家庭日常生活情境中建构一种积极且具有共享意义的文化价值体系，在此基础上实现家庭生计的可持续发展和日常生活意义的再生产，切实增强贫困户可持续脱贫的内在动力。同时，加强农民贫困耻感文化建设，实现家庭日常生活精神价值体系的系统性治理，在脱贫户家庭内部嵌入一种新型的家庭性情倾向系统，解决贫困代际再生产和可持续脱贫能力不足的问题。通过文化赋权激发脱贫户的内生动力，加快脱贫户自我发展的正向激励机制建设，将脱贫致富内化为家庭组织与个体的意志取向和行为选择，建立慢性贫困干预和代际贫困阻断机制，增强脱贫人口和农村社区发展的内在动力。
其次，重建乡村公共精神。通过重塑农民日常生活价值观念系统，在乡村生活世界构建新型道德体系，建构适应乡村社会日常生活世界转换的话语体系，推动乡村公共精神向生活世界回归。重塑日常生活情境中的乡村公共精神应将国家主流价值理念嵌入到日常生活过程之中，与乡村社会中各类非正式日常价值体系进行对话与协商，以提升乡村公共精神的兼容性和适应力，实现乡村日常生活价值系统的主体性重构和制度化发展。一方面，加强日常生活价值系统的培育与保护，防止乡村日常生活情境被市场化和个体化洗礼而走向碎片化；
另一方面，国家对乡村社会的制度嵌入、价值理念渗透要紧扣家庭生活世界，以提升国家主流价值理念的亲和力。也就是说，通过重建乡村社会公共精神来加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与农民日常生活的有效衔接，将抽象化的价值体系与乡村社会内生性价值体系有效衔接，实现农村公共精神的重建与脱贫户日常生活世界的有效联结。
在日常生活情境下，本文在对后脱贫时代脱贫户贫困陷阱的生成机制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探析贫困陷阱的干预机理与实践路径，提出后脱贫时代贫困陷阱干预的一个初步分析框架(见图1)。生活化治理是指以贫困群体的日常生活情境为干预的场域和对象，形成一种与贫困群体日常生活需求相契合的贫困治理模式，不断提升贫困群体日常生活情境的韧性，由此实现可持续脱贫的目标。阿玛蒂亚·森将反贫困政策聚焦于可行能力的提升，为贫困陷阱干预提供了一条较好的路径，但可行能力理论主要呈现为一种国家干预的宏大视角，实际上贫困群体可行能力的提升只有在日常生活实践中才能真正实现[40]。随着我国绝对贫困问题的终结，贫困陷阱的干预需要将“日常生活”的范式置于贫困治理的中心地位，由此可以实现贫困治理体系的优化和贫困治理能力的提升。
生活化治理范式为我们理解贫困陷阱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并能够将贫困群体的话语有效地融入到农村反贫困的过程之中，进而提升反贫困体系的适应性。提升脱贫户日常生活情境的韧性需要推动农村反贫困体系的系统性变革。首先，政府在反贫困场域是有为政府，而不是包办型政府，需要明确政府在反贫困场域的职责边界；
其次，反贫困制度体系在嵌入过程中应当与乡村社会的内生秩序和农民的日常生活有效耦合，由此提升贫困治理体系的适应能力；
再次，加快构建合作共治的贫困治理体系，应有效激发脱贫户的内生动力。在日常生活情境的理论范式下，贫困陷阱干预应关注脱贫户日常生活情境的适应能力，要求国家扶贫政策和制度体系能够与农民的日常生活需求相耦合，调节自上而下的反贫困干预体系与脱贫户日常生活情境的张力。
图1 贫困陷阱干预的生活化治理范式
贫困陷阱干预的生活化治理范式不仅要求对静态化的物质生活空间的干预及改造，而且要求在日常生活情境的表征空间中实现反贫困体系的系统性变革，从个体的生命历程出发实现个体和群体的多元化需求与发展目标。生活化治理的反贫困范式凸显了行动与结构的交互作用，强调外在帮扶与内生动力的均衡，在“主体—资源—能力”的研究视角下，把主体协同作为贫困陷阱治理的驱动力，以资源循环为可持续脱贫的载体，以可行能力的提升为返贫治理的目标，进而深入探索贫困陷阱干预的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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