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沁洁，张开云
(华南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广州 510642)
“贫穷”作为一个价值判断的概念[1]，其古老意涵表达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差异[2]，因其呈现出多维度特征[3]以及时代性的复杂语境[4]，反贫困的战略目标和概念共识尚未达成。有西方学者认为贫困是一种不可避免的事实，反贫困是一种不切合实际的政治期望。[5]然而，中国自2012年全面打响脱贫攻坚战以来，经过8年的持续努力，于2020年12月14日在人类减贫经验国际论坛宣布“今年中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已经全部脱贫，贫困县已经全部摘帽，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重大贡献”。[6]
2016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建立贫困退出机制的意见》，明确规定贫困人口退出以户为单位，主要衡量标准是该户年人均纯收入稳定超过国家扶贫标准且吃穿不愁，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中国现行脱贫标准是“一收入、两不愁、三保障”。2018年6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明确坚持把提高脱贫质量放在首位，坚持“做到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的精准脱贫基本方略。对于脱贫成效的检验，则多次讲到“做到脱贫到人，脱没脱贫要同群众一起算账，要群众认账”[7]“要防止层层加码，要量力而行、真实可靠、保证质量……让脱贫成效真正获得群众认可、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8]“切实提高贫困人口获得感”[9]“国家要组织开展脱贫攻坚普查，对各地脱贫攻坚成效进行全面检验……确保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10],这些讲话反映了国家“以人民为中心”的脱贫成效检验理念。
中国学界自1981年开始关注脱贫等主题，2014年从量上形成拐点，2019年达到峰点， 2016年至今多关注脱贫成效，论证了各类扶贫政策如基本医疗保障扶贫[11]、产业扶贫[12][13]、教育扶贫[14]、财政和金融扶贫[15]、就业扶贫[16]、易地扶贫[17]直接或间接对地区经济增长[18]，群众收入增加的积极效应[19]，发现党建引领[20]、农业产业龙头引领[21]、驻村干部胜任力[22]等对脱贫工作具有重要作用，偶有对脱贫户的扶贫认可度[23]、幸福感[24]、满意度[25]、获得感[26]等主观认同予以了研究，但没有就特定制度环境下，脱贫户的所需所得所感予以主体对应性研究。
为此，本研究在操作化测量“获得感”基础上，通过对广东省48村1 518已脱贫户的调查研究，试图回答在既定制度环境下，脱贫户的客观需求、客观获得和“获得感”现状，以及三者之间的关联模式，以验证新时代中国精准扶贫所取得的实质成效。
(一)有关“获得感”的研究基础
“获得感”，因“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27]的提出而备受学界关注。它不能简单地解释为“幸福感”“主观生活质量”[28]，其与“满意度”(1)Fournier & Mick发现满意本身是一个具有情景依赖的动态过程，其与认知、情绪和意义等社会文化情境相关联。详见Fournier, Susan, and David Glen Mick. Rediscovering Satisfaction[J].Journal of Marketing. 1999(4):5-23.虽存在正向协同但依然有差异[29]，它是在“客观获得”基础之上的主观感觉[30]即因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获得而产生的可以长久维持下来的满足感[31]，这一界定将“获得”和“满足”关联起来。实证研究者一方面发现物质经济是获得感的基础，另一方面却不得不承认经济发展并不一定带来居民获得感的提高。[32]为了深究其因，控制性别和年龄变量，得到社会地位显著影响获得感，且经济地位的影响比阶层地位要大[33]的判断。
但是客观获得与主观满足之间关联的基础是什么，换言之“满足何以可能”，主要有以下观点：(1)基于行为主义提出的剥夺-满足命题，认为某人最近越是经常得到一种特定的酬赏，则对他而言，这种酬赏的增加就越没有价值。[34](2)基于传播学总结的使用-满足理论，认为需求激发大众对传媒的期望，从而形成对不同类型的媒体使用或接触，最终导致了需求的满足。[35](3)基于个体调适立场提出的获得-满足策略，认为处境较差的人通过调整比较标准，即将近期目标而不是长期且最高目标与当前处境做比较，就能获得更好的满足感。[36](4)在修正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时提出的需求-满足理论，最初更多强调组织中员工的工作满足取决于其工作环境和特性，与员工需要之间的相互契合度，后来则强调“认知”在需求-满足之间的关联性。[37]
由于剥夺-满足让我们意识到“持续得到”的价值时效性和边际递减性；
使用-满足过多强调行动者对“使用/接触”的主动性，而没有注意区分满足寻求和满足实得[38]；
获得-满足提醒在既定状态下行动者内在的自我调适；
需求-满足注重得到与一定认知上需要的匹配度。既有研究提醒，在进行“获得感”的有关探讨时，需要考虑到行动者当时的处境和需求、客观得到的内容、得到的时效、得到与需求的一致、自我预设的落差标准、主观满足评价等因素。
(二)研究思路
基于学界已有获得感研究和有关“满足”理论的主张，本研究认为“获得感”是指置身于某种社会情境中的行动主体，意识到自身拥有某种“客观获得”而形成相对稳定的主观满足状态。具体到脱贫户“获得感”，指置身于特定经济标准之下的农户，在知晓有关脱贫政策和参与到脱贫行动的情况下，真切地享受到了“脱贫政策福利”和收入提高，从而对脱贫政策带来的福利和收入表示主观满足的程度，简言之，就是脱贫户基于需求而客观获得的主观满足感。本研究并不尝试验证客观获得和主观满足感之间的普遍效应，而是在控制调查个体人口特征基础上，旨在把握中国脱贫户在脱贫工作落实过程中，其获得感现状及其客观需求和客观获得之事实基础，寻求中国精准扶贫成效精准达成之民众基础(见图1)。
图1 脱贫户“获得感”的关联因素路径
(三)研究方法
研究聚焦于中国广东省的脱贫户，除便于调研外，还因2009—2015年广东历经两轮扶贫“双到”(规划到户、责任到人)，基本消除绝对贫困；
从2016年起，广东省率先在全国开启解决相对贫困的探索。[39]广东省相对贫困户涉及 2 277个村，161.5万人，且2020年7月2日达到脱贫出列标准，产业扶贫带动贫困户年人均增收2 400多元。[40]本研究通过判断抽样，最终获得了48村1 518脱贫户(实际调查问卷数为1 594)的有效问卷数据(见表1)。(2)(1)1个调研对象代表1户脱贫家庭；
(2)在调研过程中，少数脱贫户的收入数据存在问卷值和访谈值的不一致，但调查员并没修改问卷数据信息，因这可能反映了脱贫户对自己收入知晓的模糊性；
(3)调研样本占总体比为0.078%。
表1 调查脱贫村和脱贫户在广东各地市的分布情况
调查问卷内容根据脱贫户“获得感”概念界定、研究思路(如图1)和退贫标准进行设计(见表2)，主要包括：(1)调查对象个体特征，即年龄、性别和文化程度；
(2)基于家庭人口特征的客观需求(3)Lührmann实证了人口特征会显著影响其客观需求,详见 Lührmann M. Population Aging and the Demand for Good & Services madoc.bib.uni-mannheim.de.,2005.本研究利用总和尺度法然后转化为百分值。；
(3)客观获得(4)客观获得变量:通过将脱贫户享受到的家庭人均收入、脱贫政策福利等6个指标进行因子分析后得到的。KMO值为0.684，接近0.7， Bartlett球形度检验卡方为825.493，自由度为15，显著性水平为0.000，可以尝试因子分析。采取主成分提取法特征根大于1和最大方差旋转法，最终提取了两个公因子，解释力为50.809%，超过一半。公因子1命名为“机会获得”因子，包含“享受职业技能培训、享受扶贫产业支持、享受教育扶贫支持、享受基本医疗保障”，公因子2命名为“物质获得”因子，包含“家庭人均收入、安全住房保障”。然后得到各因子值、综合因子值后，将其转化为百分值。，即家庭收入和脱贫政策福利；
(4)获得感(5)获得感变量：通过将6个指标进行因子分析后得到的。KMO值为0.739，大于0.7，Bartlett球形度检验卡方为1 007.072，自由度为15，显著性水平为0.000，可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通过主成分法提取法、最大方差旋转法，旋转在3次迭代后收敛，最终提取了特征根大于1的1个公因子，解释力为66.296%。然后将其转化为百分值。，即对享受到脱贫政策福利、收入、家居保障的主观满足度。
表2 脱贫户的“获得感”指标测量体系
调研对象中，71.4%是男性，59.9%的年龄在30～59岁，94.6%的文化程度在初中以下。
(一)基于家庭人口结构的高需求
广东省相对脱贫户88.8%因病(36.2%)、缺劳力(23.3%)、因残(19.9%)、因学(4.9%)、缺资金(4.5%)等五大因素而致贫[41]，这些致贫因素既是中国脱贫行动所要攻坚的问题，也是困难农户生存发展所面临的客观需求条件。调查样本中，8.2%家庭总人数是1人，76.1%是2到6人，15.7%是7人以上；
93.0%有劳动力，潜在需要职业技能培训；
60.6%有学生子女数，需要对子女的教育扶贫支持；
56.9%有老人，需要有基本医疗养老等保障；
5.8%有老人同时没有劳动力，需要兜底保障；
21.9%有一类脱贫扶持需求，45.8%有两类，32.2%有三类，平均需求度为77.61(见表3)。
表3 调查脱贫户的个体及其家庭的人口结构特征(N=1 518)
(二)基于收入和脱贫政策享受的高获得
客观获得由机会获得和物质获得两部分构成，脱贫政策福利享受体现了机会获得，收入情况和居住安全保障属于物质获得。脱贫户的客观获得分为79.19，机会获得分为78.58，物质获得得分为80.40，意味着脱贫户真切拥有了物质获得，且享受了脱贫政策福利。
1.劳动力人均年收入于，产业扶贫对收入增长的作用显著
调查脱贫户在全面享受正常的自来水、网络、供电以及住房安全有保障的情况下，收入整体处于增长状态。脱贫户有劳动力人均年收入为14 398.0元(6)国家统计局广东调查总队于2019年10月23日发布的《2019年前三季度广东省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持续增长》数据，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 888元，两者比较接近；
比2019年832个贫困县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1 567元要高，详见习近平. 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20-03-07(002)；
与广东省有劳动能力贫困户年人均可支配收入15 147元偏低，详见决胜小康 广东答卷 践行广东策 “后队”变“前队”[N]，南方日报，2020-12-31(AT03).；
脱贫户家庭总收入平均为30 719.8元，比去年平均增长了2 886.2元，平均增长率为19.42%。收入构成中，务工收入是最主要的，平均占脱贫户家庭总收入的65.43%，务工收入、种养收入和分红收入的平均值都比2018年有增长，且增长率分别为12.42%、15.57%和24.09%。在方差齐的前提下，享受了扶贫产业支持的脱贫户家庭总收入(T=3.982，P=0.000)、有劳动力人均年收入(T=2.762，P=0.006)的平均值显著高于没有享受的。
2.基于客观需求，多数自觉享受了政策类“机会获得”
多数脱贫户自觉享受到了体现机会获得的脱贫政策福利，100%享受了基本医疗保障，89.2 %享受了产业扶贫支持，63.2%享受了职业技能培训，62.6%享受到教育扶贫支持。当与客观需求进行相关分析时，发现二者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显著关联性。如有学生子女的脱贫户中94.3%享受了子女教育扶持(7)由于“两免一补”的资助政策是针对义务教育阶段的，调研未了解上学学生所处的学习阶段，因此没有判断覆盖面。，是否有学生子女与是否享受教育扶贫支持的相关系数为+0.814，且通过了0.000水平显著性检验，意味着以有无学生子女来解释脱贫户享受教育扶贫支持，可以显著消除66.1%的误差。有劳动力的脱贫户中89.7%享受了产业扶贫支持，65.8%享受了职业技能培训，是否有劳动力和参与扶贫产业项目、参与职业技能培训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069和0.142，尽管偏低，但都通过了0.01水平显著性检验。换言之，那些有客观需求的脱贫户更显著地自觉享受到了体现机会获得的脱贫政策福利，这在实践上印证了中国是基于农户客观需求的精准脱贫逻辑。
(三)基于需求-获得的高获得感
脱贫户获得感得分较高，为65.83分，对职业技能培训(86.3%)、家居环境保障(74.4%)、收入现状(73.0%)、教育扶贫支持(70.4%)、基本医疗保障(59.5%)、产业扶贫支持(55.3%)等获得感依次呈现出从高到低状态。获得感存在区域内部不均衡的现象，粤东显著比粤西、粤北偏高4～6分(F=5.215，P=0.006)。
由于调查对象是个人，因此其个体人口特征可能会影响获得感得分。分析发现，无论控制还是没有控制客观需求和客观获得，调查个体特征如性别(Spearman系数=-0.039，P=0.129)、年龄(Spearman系数 =+0.026，P=0.308)和教育程度(Spearman系数=-0.010，P=0.709)等因素作用并不显著，且相关程度非常低。这与王恬等[32]发现居民获得感与其年龄具有显著影响结论不一致。原因在于脱贫户原本就处于相对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如同控制了孙远太[33]提出的社会地位视角。
1.客观需求的显著负向作用
在没有控制变量、控制个体特征、控制客观获得、同时控制个体特征和客观获得的四种情况下，客观需求度与获得感之间，始终保持着显著的低度负相关，意味着需求度越大则获得感会显著偏低(见表4)。具体到各项客观需求时，劳动力数从没有控制变量时的显著正相关，变为控制个体特征和客观获得时的不显著负相关；
老人数在无控制变量时是不显著负相关，控制客观获得时则变得不显著正相关；
有无学生子女，在没有控制变量和有控制变量时，相关系数绝对值大小变化不大，都具有显著的低度负相关，意味着学生子女数越多，获得感会显著偏低。
表4 脱贫户获得感与客观需求各变量的相关分析
2.客观获得的显著正向作用
在没有控制变量、控制个体特征、控制需求度、控制个体特征和需求度的四种情况下，客观获得与获得感之间的相关系数和偏相关系数几乎相等，呈现出显著的中度正向相关，意味着二者间的关系相对稳定，客观获得越多，获得感就显著偏高。具体到各类客观获得事项，劳动力人均收入、是否享受产业扶贫支持、是否享受职业技能培训、是否享受基本医疗保障(8)获得感还与脱贫户对其获得之物的认知或了解度有关系。贫户事实上已经享受了基本医疗等保障，但还有19.7%不了解基本医疗保险等保障政策内容，而对政策的了解会显著地增加脱贫户对纳入基本医疗的满意度(Spearman系数=+0.230，P=0.000)。与获得感之间都具有显著正向相关，即收入越高、越享受了产业扶贫支持、越享受了职业技能培训，获得感越显著偏高。值得注意，是否享受到教育扶贫支持与获得感之间，具有显著的低度负向相关，意味着享受了的比没有享受的获得感会显著偏低。
表5 脱贫户获得感与客观获得各变量的相关分析
3.获得既定下需求增加的显著负向交互效应
为了发现获得感受哪个因素的作用最大，分别将客观需求、客观获得采取模块纳入形成3个模型(见表6)。
模型1仅纳入了客观需求的三个变量，复R为0.226，模型有约5%显著解释力，劳动力人数和学生子女数对获得感具有显著作用，学生子女的标准化回归系数最大，其作用也最大。每增加一个学生子女，获得感会显著降低3.431分；
每增加一个劳动力，获得感会显著增加1.742分。
模型2纳入了客观获得的6个变量，复R为0.550，模型有30%显著解释力，从标准化回归系数来看，其显著作用的强度从高到低，依次是享受教育扶贫支持、家庭劳动力人均收入、享受职业技能培训、享受产业扶贫支持。不过在控制其他变量时，享受教育扶持支持依然是负向的显著相关。
模型3同时纳入了客观需求和客观获得的9个主效应、3个交互效应项，复R为0.588，模型有34.6%显著解释力，学生子女数依然为显著的负相关，各项客观获得变量的作用方向和显著度没有发生改变。9个主效应中，在控制其他变量时，则劳动力人均收入数作用变得最大。学生子女数与享受教育扶贫支持的交互项呈现出正向显著效应，意味着有学生子女的农户在得到子女教育支持时，就会显著强化其获得感。
表6 脱贫户获得感的OLS回归分析(N=1 518)
(一)结论：基于需求-获得-满足的即时性脱贫成效达成
通过对广东省48村1 518脱贫户的调查研究，发现脱贫户的收入在增长，产业扶贫支持对收入增长的作用显著；
脱贫户基于家庭劳动力人数、老人数和学生子女数等客观事实，多数自觉享受了相关脱贫政策福利；
脱贫获得感得分较高，并未存在调查对象个体特征间的差异，脱贫户学生子女数越多、需求度越大、享受教育扶持的，其获得感会显著偏低；
家庭劳动力人均纯收入越高、享受产业扶贫支持、享受职业技能培训、获得度越高的，其获得感会显著偏高；
学生子女数与享受教育扶贫支持的交互项具有正向效应。总体来说，获得感与客观需求呈显著负相关，与客观获得呈显著正相关，需求和获得的交互项具有显著负向作用；
当需求不变而获得增加时，获得感会显著增大；
当获得不变而需求增加时，获得感会显著偏低。
这些发现意味着目前中国初步达成了需求-获得-满足的脱贫实质成效，但这一成效具有即时性，即在脱贫户现有需求下，各界脱贫扶持于既定时间内的实践反馈，还需进一步探索需求-获得-满足的时间效应曲线。既有满足理论提出了从主体的认知、自我调适来修正或降低“需求”以增强获得满足，难以适用于脱贫户的“客观需求”，但剥夺-满足恰警示了脱贫成效即时性问题即可能引发的获得依赖或刺激需求扩张；
格里克的家庭周期理论,指出了不同阶段的家庭人口结构会不同[42]，脱贫户的需求亦将会有变动甚或扩展，这一即时性成效将面临持续性[43]的挑战，需要采取措施以降低脆弱性风险[44]。
(二)建议
1.继续推进乡村产业发展，为巩固脱贫成效提供经济基础
客观获得对获得感的作用虽然直接，但其受制于获得来源的类型及其多样度。从脱贫户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类型看，依次是52.0%政府扶贫或低保金、51.2%工资收入、49.6%种地养殖、44.3%村集体分红。有劳动力的脱贫户53.5%靠工资收入和51.2%靠种地养殖，无劳动力脱贫户则85.7%靠政府扶贫或低保金。不同收入来源的脱贫户间，其获得感存在显著差异，尤其是主要来源依赖于政府扶贫或低保金的脱贫户，其获得感显著偏低(Spearman系数=-0.162，P=0.000)。从收入来源多样度看，20.7%脱贫户来源单一，34.0%来源两种，45.3%来源三种及以上，脱贫户收入来源越多样，其获得感会显著偏高(Spearman系数=+0.115，P=0.000)。
收入来源的多样度意味着脱贫户可供就业的机会空间。乡村产业发展为脱贫户提供了就近就业的机会空间。调查脱贫村中97.5%发展了特色扶贫产业；
62.5%发展了两类及以上的特色扶贫产业，35%存在单一发展扶贫产业；
参与了扶贫产业的脱贫户，其家庭人均收入会显著偏高2 018.59元(T=2.706，P=0.007)，获得感会显著偏高5.22分(T=8.207，P=0.000)。那些已发展了“一村一品”如种植业、畜牧业、水产养殖业和农业观光旅游等乡村产业的脱贫村，带动农户参与产业发展占村总农户数的百分比平均值为44.64%，带动参与脱贫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值达18 520.27元(10)数据来源于广东省农业厅2019年和2020年的1 322个省定专业村、2019年的1 048个省级财政支持专业村，两数据的596(27.5%)个交集村中，有164个脱贫村。该数据比国家统计局广东调查总队发布的2019年、2020年农村常住人均可支配收入18 818元、20 143元低，说明脱贫户的收入有待进一步提升。，显著高于广东省有劳动能力贫困户年人均可支配收入15 147元(T=4.185，df=162,P=0.000)。由此，依托“一村一品、一镇一业”甚至县域格局推进乡村产业发展，促进脱贫户增收和提升脱贫户获得感，为保障脱贫成效稳定性提供外部基础。
2.加强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为巩固脱贫成效提供成人主体动力
“摘帽不摘责任、摘帽不摘政策、摘帽不摘帮扶、摘帽不摘监管”的“四个不摘” 政策[45]有助于保持脱贫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在政策持续和外部就业机会可保障的情况下，要避免滋生“贫困文化”特质[46]和福利依赖[47],充分调动脱贫户的内在主动性，实现他们可发展的潜在能力向显性能力转化，把增强其自我发展能力作为可持续脱贫的关键环节[48]。
如何调动脱贫户的内在动力值得深究。调查数据显示，脱贫村干部中53.3%认为“脱贫户主动脱贫，没有等靠要”，47.4%脱贫户对改善就业有需求，希望从加大自主创业、加大职业技能培训、发展乡村产业方面予以改善，而且这种改善需求存在粤北比粤东、粤西显著偏高的迹象。有劳动力的脱贫户对加大职业技能培训的改善需求会显著比没有劳动力的偏高，虽然相关系数仅为+0.055，但通过了0.05的显著性检验。当控制文化程度时，其相关强度、方向和显著性水平变化都不大。这意味着，无论处于何种文化程度的有劳动力脱贫户，对职业技能培训的改善需求是明显的。
因此，基于有劳动力脱贫户的需求，通过职业技能培训来调动其内在动力，是一种激活有劳动力农户的生产活力以避免出现脱贫户有多种应对贫困风险的方式但效率低下[49]的可行之策略。在开展有劳动力脱贫户职业技能培训时，需要与乡村振兴的人才需求相契合，与农村农业发展呈现出的信息化和规模化等趋势相结合，注重生产型、经营型、技能服务型和管理服务型等农村农业人才的分类、系统培育，为确保脱贫成效持续性提供主体原动力。
3.继续加强乡村教育扶持力度，为巩固脱贫成效提供代际发展潜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重视并加强乡村教育扶持，实施政策有《国家贫困地区儿童发展规划(2014—2020)》《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深度贫困地区教育脱贫攻坚实施方案(2018—2020年)》等，对确保乡村教育师资队伍、提高乡村人口素质和阻止贫困代际传递具有积极作用。如《国家统计年鉴(2020)》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乡村的小学、初中，在校学生和专任教师比分别为14.01、11.65，比全国、城区和镇区的比例都低(11)根据《国家统计年鉴(2020)》的教师数和学生数，计算得到初中生师比全国为12.88，城区为12.94，镇区为12.08；
小学生师比依次为16.85、18.42和17.63。，乡村教育师资队伍从量上实现了城乡资源配置的相对平衡。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15岁及以上人口的文盲率由4.08%下降为2.67%。
但是农业人口中学历是小学及以下的比例依然显著比非农业人口偏多(Pearsonχ2=4 904.991，df=7,P=0.000)(12)数据来源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2018)。，包含了88个脱贫县的云南，其2019年幼儿园、普通小学和普通初中的生均一般公共预算公用经费支出增长率分别为-9.97%、-10.71%和-4.51%，其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幅度比为-4.91%(13)数据来源于教育部的《2019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表》。。在那些得到政府补助的调查样本中，子女给钱的平均值并不存在城乡显著差异(T=-0.193，df=526,P=0.847)；
父母低等教育度与子辈(调查者)低等教育的相关系数从-0.052，转变为调查者和配偶作为父辈与其子女间的+0.635，且都通过0.01水平显著性检验(14)数据来源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2018)。，说明了现代乡村家庭教育逐渐呈现代际固化趋势，农村子女在现有状况下难以对父辈生计予以更多的支持。农户对子女教育是否持有“读书无用”论和家庭人均年纯收入是否低于4 000元之间存在低度的显著负相关(Spearman系数=-0.089，P=0.000，N=1 090)，意味着经济状况较好农户持读书无用的可能性显著低于经济困难农户。
为此，还需要继续加强乡村教育扶持力度，如中央继续对原有较多脱贫县的省或自治区予以地方教育转移支付资金的支持。要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对乡村居民予以受教育的必要性和价值性的认知宣传，提升农户认知和外部受教育机会获得，避免农村家庭教育代际固化，方可为巩固脱贫成效提供代际发展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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