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伟华 李修远
（南开大学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天津 300350）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作为“十四五”规划的战略目标，客观上为乡村社会经济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由于区位条件的限制，我国民族地区与深度贫困区域高度耦合，具有经济基础薄弱、城乡发展不均衡、生态承载力弱、族际关系复杂、文化观念保守、城镇化动能不足、教育条件落后等特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城乡融合”“族际和谐”“农业现代化”而言都显得至关重要。
提高民族地区在贫困治理、农业发展、产业融合等方面的能力，既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应然路径，也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题中之义。这样的结合发展战略不仅包含了农村建设问题，还包括了族际关系建设、产业发展、民族文化传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铸牢等深层问题。民族地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两大战略在目标、过程、方法和配套机制方面存在着共性，二者都关注农业、农村、农民的发展问题。脱贫攻坚是乡村振兴的前提和基础，在战略上通过产业扶贫形成“振兴”的内在基础，从而构建乡村发展的长效机制。在主体方面二者的实施方和受益方高度一致，党和国家是政策供给者，各族群众是受益者；
脱贫攻坚具有“短平快”的机动性特征，而乡村振兴具有“细水长流”的持续性特色；
脱贫攻坚的对象主要是建档立卡的特定贫困群体，而乡村振兴针对广大农村人口。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都聚焦于“三农”问题上，需要从产业提升、社会发展、生态建设等方面进行深层规划。例如，除了发展特色产业、乡村旅游业外，还可以通过移民安置、东西协作、产业扶贫等手段充分调动各族群众的积极性，更好地解决“东西部发展不均衡”的问题。
当前学界对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框架结构、政策互补性、目标导向等问题论述得较为充分。面对区域发展不平衡与乡村衰退共存的结构性问题，部分研究者从逻辑关系、机制构建、政策安排、实践路径等方面探究了两者之间有效衔接的一些基础性问题，并对两大战略互动共生的理论脉络进行了梳理。郑瑞强、张琦、卢黎歌、涂圣伟等研究者对两大战略有效衔接的政策布局、目标导向、战略重点等进行了探讨。在实证分析方面，朱启铭、龚冰、王志章、高静等人以我国深度贫困县域作为研究焦点，指出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有效衔接面临机制不畅、开发式扶贫乏力、产业可持续发展不强等问题，并总结出有机衔接的相关对策。王晓毅、孙馨月、王介勇等人认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既要保障脱贫人口不返贫，更需防止隐性贫困群体的产生，要在借鉴脱贫成功经验、补齐相关短板的基础上，灵活探索脱贫致富的循环机制，稳步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对接。总体看来，现有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对于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理论阐释与机制分析过于集中，缺乏深入的田野民族志研究，针对民族地区具体村镇的个案分析相对较少。对乡村振兴战略的长效性、动态性、多元性的认知过于狭窄，大多强调“先脱贫后振兴”的实践思路，缺少具有问题导向意义的政策设计与机制分析。
基于此，笔者于2021年7月至9月之间，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进行了田野调查，通过相对深入的“村镇研究”，聚焦产业扶植与乡村经济振兴、互嵌式社区建设与乡村社会振兴、文创活动与乡村文化振兴3个方面，试图挖掘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民族地区实践经验。闽宁镇下辖1个社区、6个行政村，总面积达87.98平方公里，总人口约4.5万人，是一个回汉混居的生态移民镇，绝大多数村民是从宁夏西海固搬迁来的移民，少数民族占比为70%左右。作为宁夏、福建两省（区） 东西协作扶贫发展的模范小镇，25年以来，该镇通过招商引资、人才引进、产业融合、文化交流等方略，使当地由一个自然条件恶劣的“干沙滩”，转变为一个充满民族文化风情的特色小镇。
2019 年闽宁镇入选全国农业产业强镇建设名单，2021 年被评为全国脱贫攻坚楷模、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该镇的医疗、基础教育、卫生等公共服务相对完善，葡萄酒庄、光伏产业、特色民宿、美食节、乡村旅游已成为闽宁镇集体经济发展的主体，居民在务工创业、参与乡村建设的过程中构筑了良好的共同体意识。
通过产业扶贫挖掘乡村发展潜力，发展乡村特色产业能够为民族地区创造稳定的增收渠道。产业脱贫需要依据不同地区的气候、土壤环境等资源禀赋以及文化要素，因地制宜发展养殖业、种植业、农产品加工等产业。1996年，党中央计划实施东西协作式扶贫，由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回族自治区。1997年，在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的主持下，闽宁两省（区） 共同决议在宁夏生态移民安置点建设“闽宁村”，几经规划变迁，发展成为今天的闽宁镇。对口扶贫工作正式开展以后，当地开始发展地方产业、带动居民就业、两省（区） 互派干部进行考察、调研，各项扶贫工作有序推进。
本着“人尽其用”和“互惠互利”的原则，一批富有奉献和创新精神的福建企业家将资源、技术、市场等要素带入闽宁镇，提升了当地的产业结构，从整体上改变了经济环境与生态面貌，培育了脱贫的基础能力。2015年底，闽宁镇总计有建档立卡贫困户1689户7122人。通过产业发展和生态扶贫，2018年全县剩余52户263名建档立卡贫困户。针对部分贫困程度重、返贫率高的农户，闽宁镇开展了“干部对口帮扶”以及“企业协作式扶贫”的脱贫实践，通过车间脱贫、教育扶贫、电子商务扶贫、社会保障等方略，实现了全镇贫困户的整体脱贫。闽宁镇脱贫之所以如此稳健迅速，主要是受惠于当地采取的四大产业扶植模式。
第一，生态大棚产业扶植模式。依托先进的光伏技术，结合闽宁镇的干旱型气候特征，银川昌盛光伏生态科技园区实施了“农业+光伏+文旅”的综合运营模式，即：将棚顶的太阳能发电和棚下的现代农业结合，并兼顾文化旅游的投入，充分利用土地资源，实现了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园区通过“民企互动”的运作模式，广泛吸纳农户务工，为其提供酬劳和健康保障。对部分年龄较大的农民进行免费培训，截至2020年，园区总计提供临时就业岗位1700个以上。在田野调查中，园区一位正在干活的村民告诉笔者：“大棚这边的工作是季节性的，工资主要按天结，每天大概有80～100块钱，也有些复杂的体力活，每天能达到150 元。对我们这些没学历、没技术的农民来说，已经很好了，再也不用跑到银川打工，在家附近就可以挣点钱了，回去也能看看婆姨和娃娃，我觉得这样的生活挺好。”园区还积极发展乡村旅游业，邀请北京非遗传承人H先生，开展古法手工香的传统工艺推广，通过研学旅游、药膳餐饮、亲子旅游、文化交流、草药种植、康养休闲的综合性建设，打造产学研融合的乡村振兴示范点。园区负责人LMX说：“我们基地依托中药种植和传统古法工艺，来这里的家长和孩子除了观光，还可以了解‘药食同源’的中医学知识，在品尝闽宁镇美食的同时，也达到了研学的目的。”
第二，葡萄酒庄产业扶植模式。依托贺兰山东麓独特的土壤和气候条件，并借助政府支持和有效融资，从2009年到2020年，闽宁镇大力发展葡萄酒及相关文化产业，建成了立兰酒庄、长和翡翠酒庄、长城云漠酒庄等知名酒庄。这些酒庄为当地贫困群众提供了前台接待、采摘、财务出纳、库管、网络运营员、营销等就业岗位。对于缺乏劳动能力的高龄群体，酒庄提供简单的临时岗位，比如浇水、采摘、酒品展示等工作，并为特困群体提供午餐补助和技术培训。酒庄的运营不仅盘活了镇区资源，还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贫困移民的就业问题。原隆村50岁的村民UN说：“我一直有哮喘病，身体不行。自打搬到镇里（闽宁镇） 以后才发现自己早就落伍了，很多年轻人身强力壮的，都去银川找工作了，有开滴滴的，也有在电厂干的，用人单位也乐意招20来岁的小伙子。幸亏有人帮我介绍到镇里的酒厂工作，我每天就负责采摘、浇水这些简单的活，也不需要特别重的体力。每个月大概能挣个2000～3000元，不是很多，也够养家了，真的很感谢国家对咱们农民的关照。”产业扶贫是乡村经济振兴的基础，妥善解决高龄农户和就业困难群体的生存问题是产业扶贫的现实目标。闽宁镇的葡萄酒产业通过扶贫与乡村经济振兴的互动对接，精准制定扶贫方略并因地制宜发展地方产业，既降低了贫困移民的返贫风险又将区位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进一步激活了区域发展的动能。
第三，光伏电站产业扶植模式。依托江苏振法公司的人才和技术，当地采取“政府支持+农户参与+企业助力”的方式，为原隆村2000多户贫困移民建设光伏电站，每户1座，将政府支持、社会资本、农户就业、产业基金等整合起来。外出务工困难者、老弱病残群体可在一定范围内低价用电，并参与政策补贴的分红，现行政策每年可分红1 万元。村民MY激动地告诉笔者：“党的扶贫政策是真的好，过去咱们老家虽然地多，但是种地收成也少。现在不种地就能有一口饭吃，还能挣钱，补贴标准还挺高，这种日子过去想都不敢想，我真的很满意目前的生活了。”光伏电站的产业扶植模式立足贫困移民的实际情况，通过农企互动和分红补助给予了贫困农户基本保障，有效提升了农村的人力资源要素，降低了农户的返贫风险。
第四，牛羊养殖产业扶植模式。闽宁镇政府为养殖场贫困农户提供了托管企业贷款，每个贫困户托管肉牛5头，每年可以分红6000～8000元左右，并且采取集体养殖、APP智能化管理的模式，多劳多得，鼓励养殖专业户成立畜牧业养殖合作社，扩大养殖和肉品销售规模，为贫困和残障农户提供就业扶持和税费减免。养殖场的农户HW说：“很多搬迁过来的群众害怕没地可种，心里慌得很。后来养殖场允许我们养牛羊，还给分红补助。有闲工夫的人可以去镇里（闽宁镇） 继续打工赚钱，这样下来老百姓谋生的办法就多喽，我们的日子真是越过越好了。”截止2018年底，福宁村、园艺村、玉海村、木兰村等5个贫困村正式摘帽；
2019年年底，原隆村也脱贫成功。闽宁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98年的280元增长到2020年的14250 元，比搬迁初期增长了约30倍，贫困发生率下降到0.197%，实现了“两不愁三保障”的目标。
2014 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出的“互嵌型”民族社区建设，是不同民族之间通过高密度的生活交流培育充分的心理认同，形成一种文化交融、利益互通、精神联动的社会共同体。“共同体”指的是社群在某种维度层面的集聚与互动，作为文化和经济意义上的群体单位，共同体也指建立在共同的生活习惯、利益机制、经济往来等基础上的社群。个体的结群行为与利益机制是互联互通的，紧密互联的利益机制是各族群众共同奋斗并形成共同体意识的心理基础。闽宁镇作为一个回汉互嵌的移民小镇，族际关系的和谐程度与乡村振兴工作的实际效果息息相关。
在东西部协作的发展模式下，闽宁镇在25年里接纳了来自宁夏南部山区贫困县域及村落的4万多移民。这意味着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民族的群众在生活交流、就业实践等方面的相互包容和理解，体现了塑造社区共同体意识的过程。闽宁镇自2018 年后大力开展“东西协作，回汉交融”的社区活动，通过党史教育、乡村振兴教育、民族手拉手、非遗传播活动、象棋竞赛、读书会、民俗课堂、普法知识讲座、竞走活动、露天电影、广场舞等，在镇内打造回汉互嵌式的社区生活氛围，凸显了回汉民族在生活习俗、文化、就业服务等方面的互动与交融。
回汉族群众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密，他们的经济与文化利益得到了满足，形成了一种积极向上、平等互助、包容共生的社区意识。正如吉登斯所言：“在一个共同体之中，不同成员的密切接触和互动有助于形成群体认同意识，这种意识反过来又强化了共同体的边界和结构。”在闽宁镇福宁村第八组六村，笔者碰到了来自西吉县的回族青年MFI，他自搬迁到闽宁镇以后，主要从事社区卫生服务工作。他说：“这里的回汉族居民非常和谐，平时工作上有什么事都会互相帮忙。有空大家就会参与一些集体活动，在一起下棋、打牌、吃个饭什么的，就像一家人一样。”
西奥多·舒尔茨认为，区域的整体性发展，离不开人力资本的不断积累与提升。人力资本影响着民族地区贫困文化的生成与传递，而教育则是影响民族地区人力资本水平的重要因素。由于历史、语言、文化及自然条件的综合影响，民族地区教育具有基础薄、起步晚、上升慢等特征。相对匮乏的教育文化供给导致部分贫困家庭普遍轻视儿童教育，贫困文化再生产从而阻碍了高水平劳动技能的习得，导致穷者更穷的现象产生。闽宁镇福宁社区通过多元化的社区教育和文化活动，为贫困家庭、流动人口的孩子提供了一定的教育和文化服务，与学校教育形成了良性互补。
在闽宁一中校门口，笔者碰到了学生家长HYI，他感慨地告诉笔者：“我和婆姨平时在葡萄酒厂打工，没时间管娃娃，也没啥文化，不懂咋教育娃娃。娃娃放学后经常去社区玩，社工会给他们放电影看，都是关于党史、乡村振兴、民族文化之类的，还提供些吃的，陪他们聊聊天。娃娃回家以后跟我聊天，感觉听话了很多，懂了不少国家大事，学到了好多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在遇到社区及邻里冲突时，闽宁镇社区居委会秉持公平原则，平等调解各类常见的纠纷，不搞民族特殊化。在就业服务中注重为居民提供绿化、卫生、社工、保安等公益性岗位，既缓解了外出务工者的就业困难，也塑造了闽宁镇居民的社区意识。来自泾源县25岁的社工MT说：“受疫情影响，我一直没有找到工作，孩子的奶粉钱又贵。后来社区委员会给我提供了网格员的工作，工资还可以，一个月有3000多，下班后还能照看娃娃，社区就像我家一样，真的感谢党和居委会！”总之，闽宁镇通过多层次的社区活动、社区教育与就业服务，维护了民族团结，巩固了族际关系。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程中不断铸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而坚实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又为乡村振兴创造了内生动力。
为了进一步加强互嵌式社区建设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2019年7月，闽宁镇在福宁社区、福宁村、木兰村小组基础上建立了“红色网格”。由驻村书记和居委会工作人员担任网格协调员，统筹管理60岁以下的社工和党员干部。通过“红色网格”确保建档立卡及脱贫信息等相关数据的精准，切实保障相对贫困群体、老弱病残群体的基本生活。当有村民家庭生活拮据、孩子入学困难之时，社工和党员积极分子不仅在物质上提供帮扶，还采取一对一的上门服务，为回汉族群众提供脱贫致富的“金钥匙”。例如，福宁社区通过“稳就业”“促学习”“友好邻里”等周期性的入户访谈活动，为村民的外出务工、菌类种植、农家乐经营、畜牧业养殖、农产品加工提供培训和帮扶，帮助村民提升营销和推广等业务技术。各项社区服务举措有效促进了各族群众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社工串百家门、知民生、促团结、促交融、解万家愁”，既使回汉族群众的经济权益和文化权益得到了保障，也为村民的职业发展制定了长远规划，从根本上促进了互嵌式社区建设与乡村社会振兴的融合发展。
乡土文化流失、乡村人才匮乏是造成民族地区整体贫困的内在因素，也是导致脱贫以后难以衔接乡村振兴工作的潜在障碍。由于民族地区的自然、交通、人力资源、信息技术等发展要素的缺位，产业处于爬坡阶段，难以形成集群效应，尤其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存在较大差距。落后的物质基础难以完成高质量的融资，民族地区的消费很大程度上用于满足各族群众的初级物质需要，属于马斯洛消费理论的较低层次，在解决生存问题的基础上许多群众无暇顾及文化、美食、养生等高层次的精神需求，缺乏消费动力。诚如美国人类学家奥斯卡·刘易斯所言，个体贫困发生的概率及持续时间与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生存条件等要素密切相关。虽然当前全国已实现精准脱贫，但是要解决民族地区的相对贫困问题，不仅需要依托政府支持，还需树立良好的文化自信，实现自力与借力的结合。
在东西部协作对口支援的基础上，闽宁镇积极开展招商引资，形成了“乡村旅游、生态养殖、循环式节水农业、电子商贸、文化互嵌”的发展模式。依托贺兰山东麓葡萄产业嵌入镇域经济的结构性布局，当地大力建设葡萄酒学院，着重运营完善红酒街，形成了一定的经济文化发展特色。通过民族特色小吃加工销售、民族风情旅游等文创活动推动了当地文化传承与经济发展的结合。随着《山海情》等影视节目在全国的热播，当地的民族特色旅游近年来也逐渐变得火热起来。越来越多的外地游客来到闽宁镇，体验当地的移民文化、回族风情文化等。
闽宁镇相关政府部门还通过发展非遗扶贫工作坊带动妇女居家就业，既解决了他们的吃饭问题，又较好地促进了非遗文化的传承与教育。2006 年，闽宁镇尚有3000多位留守妇女缺乏就业渠道；
2007年，该镇原隆村与宁夏昱嵘文化旅游有限公司合作对接，建立非遗扶贫工坊，聘请大学老师、非遗传承人进行技艺培训，通过“非遗教育+就地脱贫”的文化扶贫模式，培育出15位非遗传承人，帮助居民习得了“指尖技艺”。培训项目涵盖刺绣、女红、壁挂、泥塑、剪纸、编结、软陶、皮质耳环、手鞠球等传统工艺技术，形成“农户+企业+线上订单+线下研学”的运作模式，发展出原隆村特有的“指尖经济”。这样既提升了村民保护传承传统文化的意识，也实现了妇女的居家就业与就地脱贫的结合。
在非遗工作室内，笔者见到了负责非遗技艺教学工作的X老师，他是银川大学的一位副教授，其非常认同非遗工作坊的文化教育作用：“我们这个工坊可不一般，它不但解决了留守妇女的就业问题，还提升了她们的劳动能力和文化素质，村里很多中小学生也来这边研学，通过学习非遗课程，改变了精神面貌，提升了知识水平，他们在语文课上的表现更好了。”来自西吉县43岁的回族妇女MY曾受惠于非遗工作坊，她自2017年1月搬到闽宁镇以后开始跟着师傅学习传统手工艺制作，通过3年多的努力学习，不但实现了居家就业，还改变了自己的精神面貌。她说：“以前我是一个抱着孩子的家庭妇女，不怎么和外界接触，什么事都听娃他爸的，没啥主见。自从跟着师傅学习手艺以后，我就像变了个人一样。不但赚了钱，还认识了很多新朋友。现在我每天一早就去做活，还可以带孩子过去跟着学习，孩子现在也比较喜欢传统文化了。我发现原来农村妇女也可以通过学习来实现自我价值。”
2019 年，闽宁镇在原隆村建立了禾美电商扶贫车间，广泛招纳当地贫困妇女前来工作。她们中的多数人虽然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但是非常积极地学习网络营销知识、模仿网络主播的直播带货技巧，有的人还开始撰写销售文案，既实现了脱贫致富，也提升了自身的文化素质。HY是一位来自泾源县的回族妇女，她于2020年初进入车间工作，虽然忙碌但是非常充实。她说：“我以前主要在家带娃，没参加过工作，也没学历，不会用电脑。后来在经理的指导下，我学会了基本的电脑操作，除了日常的车间加工活计以外，我还在淘宝、拼多多上直播带货，拍个小视频啥的，给咱宁夏的枸杞、有机蘑菇、葡萄酒、菌草之类的东西做做推广。我一个农村妇女能做这么多事，感觉真是有意义！”随着车间的规模扩大，绝大部分人的月薪可以达到3000多，不仅解决了部分妇女的生存问题，还培育了他们的文化主体意识，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贫困文化的辐射效应。在电商扶贫车间工作两年多的回族妇女MLD变得越发自信，在同事的支持和车间培训的共同作用下，她学会了与陌生顾客打交道，还跟着车间经理坐飞机去福建和客户谈业务。在访谈过程中，谈及未来理想，她充满希望地说道：“希望能给我的女娃娃报一个书法班，让她学习传统文化，摆脱农村娃娃的土气形象。我自己以后也要多学习一些技术，了解更多的文化知识，自己创业，自己赚钱，像车间经理一样做个女强人。”
物质帮扶虽可以起到短期效果，却难以解决人的长远发展问题，必须考虑更为深远的问题。闽宁镇通过与银川市文化旅游公司的合作，在社区建立非遗扶贫工作坊，利用大学教师、传承人、社区工作者、村民等的多元主体协作将脱贫致富、乡村文化振兴、传统文化教育等要素深度融合，发挥了“贫困文化”的正功能：吃苦耐劳、勤俭节约、诚实守信、知足常乐、遵纪守法等的积极因素，也给予少数民族群众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与教育，增强了他们的文化主体性。
民族地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程是产业扶贫、文化振兴、民族互嵌、利益互动的高度统一。通过闽宁镇的个案调查，可以发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在实践中是主体互动、机制耦合、内容交叉的。脱贫攻坚为乡村振兴奠定了坚实基础，乡村振兴亦可借鉴脱贫致富的经验理念而实现纵深发展。同时，也需要在空间逻辑上关注民族地区的相对特殊性，注重发展地方特色产业，将产业扶贫与乡村振兴进行有机衔接，并注重互嵌式民族关系的打造以及各族成员文化主体意识的培育。
第一，努力避免两大战略衔接的实践路径出现零散化和形式化趋势。在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中，既要避免一刀切地把脱贫攻坚理解为乡村振兴，盲目改变脱贫攻坚的范围、对象、方法和标准，导致长效扶贫机制的作用大打折扣。虽然我国已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但相对贫困问题尚未解决，因此要避免将乡村振兴理解为囊括脱贫攻坚所有任务、目标、方法、内容及配套机制的“万能钥匙”，仅仅关注乡村振兴的理论与实践工作，而忽视对扶贫问题的关注。在具体实践中，应当警惕产生“乡村振兴就是脱贫致富”这类实践设计上的错位，需要根据民族地区的产业基础、人力资源、文化底蕴等实际情况，探索战略衔接的内在机制并减少乡村振兴工作中的资源浪费问题。
第二，积极推动乡村振兴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机关联。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的有效衔接不仅是乡村建设问题，更是多民族成员交往交流交融、共同奋斗的过程。乡村振兴与脱贫致富的主体不仅包括政府，也包括各民族群众、社会组织主体力量的发挥。在早期的扶贫工作中，由于目标明确、任务重、时间紧等指标考量，必然先采取政府主导的“输血式”扶贫方式，但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其内容、方法、目标则需要和建设新农村工作相衔接。正如哈贝马斯所言：“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保障的重心也需要依据主体的转换而灵活变化。”这就需要在乡村振兴与新农村建设的互动对接中，摒弃对行政力量的过度依赖以及“等靠要”的落后观念，注重对村民主体意识的培育；
也要看到民族地区文化多元、族际关系复杂的特征，在乡村振兴工作中注重互嵌式民族社区的建设，将乡村振兴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合发展，从而可以加深多民族成员之间的互联互通，更好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第三，及时关注乡村振兴中相对贫困问题的复杂性。影响评价指标的不应只是经济要素，还应囊括公共服务、身份认同、社会参与、文化自觉等要素。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逻辑转换，意味着脱贫攻坚取得胜利以后党的“三农”工作，随着矛盾的转换而转移到解决相对贫困问题上。因此，两大战略的有效衔接需要避免产生以下问题：一是将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理解为在乡村征地盖高楼、搞面子工程等形式主义问题，片面认为城市化就是乡村振兴，乡村振兴就是通过在农村大兴土木来“高仿”城市的过程。二是对乡村扶贫产业的长远规划不足，过于注重短期利益。三是在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的衔接中忽视了地方特色，以政绩作为标尺，盲目追求经济指标，导致资源浪费和多元民族文化的衰退。乡村振兴应指向“美丽乡村”，而不是“工业乡村”，应当立足于民族地区的整体情况，推动特色地方产业的发展，因地制宜地将文化优势、生态优势、社会优势、资源优势等转化为产业优势，培育民族地区的内生发展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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