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世界大部分國家首都都在繁华的暖风劲吹之时，基辅这座古老的城市却在经历着一次次蜕变和羽化。
2014年10月，我第一次到基辅采访，就住在这座城市的中心独立广场的制高点，乌克兰酒店几乎最高层。差不多1年前，在这里爆发的“麦丹事件”，彻底改变了整个国家。“麦丹”在乌语中指的就是独立广场。这座其实不大的广场分为两部分，南端树立着一根高大的希腊式立柱，上面矗立着斯拉夫传说中的女神别列吉尼娅。虽然我入住乌克兰酒店时，“麦丹事件”已过去了半年，酒店一层的门廊玻璃上仍旧保留着当时激战中的弹痕，被纵火烧毁的工会大厦用塑料布蒙着。塑料布上印着“光荣属于乌克兰”的标语。
这个国家的历史，确实也当得起“光荣”二字，不过伴随而来的，还有“苦难”。
苦难光荣的历史
很早以前看过的一部苏联电影，里面说基辅是个“骄傲的、有着无数传说”的城市。第一次访问它时，深深地感受到了它的骄傲：这里既包括独立广场上播放的无穷无尽的爱国歌曲、到处是乌克兰国旗、三叉戟标志以及“麦丹运动”罹难者照片，还有地铁车厢里号召为军人捐款的广告。当时乌军正在东部两个州与当地分离主义武装激战。基辅虽然枪声早已消停，但街道上四处穿着迷彩服的军人和警察。每个人脸上严肃而冷漠，有如秋草清晨凝结的寒霜。
但这并非基辅的全部。和全球其他的许多大城市一样，它沉淀着历史，充满着矛盾。宽阔的蓝色第聂伯河不慌不忙地从老城区东边流过，金色的河畔公园里秋叶静静飘零。迪纳摩足球场里依旧有着比赛。每隔15分钟，就可以听到天蓝色的米哈伊尔修道院的钟声，叮咚声声。从乌克兰酒店的高层远眺，看见圣索菲亚大教堂的金顶——那里是基辅最骄傲的历史建筑，庆祝基辅罗斯时期，英勇的基辅人民击败了佩切涅格入侵者，保住了这座罗斯古城。
宗教几乎是基辅与生俱来的烙印，就像一枚胎记。基辅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在988年率领整个基辅罗斯皈依了东正教。据说这位青史留名的大公把自己的子民们赶下了第聂伯河，通过集体沐浴，完成了信教仪式中的洗礼流程。他做出这一抉择的原因是羡慕君士坦丁堡金碧辉煌的东正教堂——结果，基辅也留下了一群金碧辉煌的教堂。这是今天游客们在基辅看到如此众多的拜占庭式教堂和修道院的原因。最著名当属佩切尔斯基修道院。这里的修道士们留下了古罗斯最早的一部历史作品《往年纪事》，留下了东斯拉夫人的集体记忆。
光荣的另一面是苦难。在基辅罗斯时期，基辅是一大堆著名古城的僭主。今天大名鼎鼎的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在基辅罗斯时期不过是其下一个大公国的边境小城。但这座众城之城当年过于辉煌，在过去1000年中它不断重复着被异族人攻占的悲剧。最早是佩切涅格人，后来是蒙古人，接下来是鞑靼人、立陶宛人、波兰人。后来它成了沙俄时期最重要的城市之一，直到20世纪两度被德国人攻占。每一次战火燃烧，就带来一次城市的毁灭。绿色的精致得像个玩具一样的安德烈大教堂被大火吞噬，米哈伊尔修道院被拆毁，就连圣索菲亚大教堂和佩切尔斯基修道院都经历过毁灭和重生。然后这座城市就在这不断轮回中顽固地幸存下来。它的生命力值得敬佩。
1981年，为了纪念惨烈的苏德战争时惨烈的基辅保卫战，第聂伯河西岸的高地上落成了一座62米高的祖国母亲雕像。她高举着长剑和盾牌，面向东方，不锈钢材质在阳光下闪闪发亮。乌克兰独立后，这座苏联雕像保留了下来。在2014年乌克兰东部爆发战争后，乌克兰人弄来了两辆坦克面对面地停在雕像下，然后用五颜六色的油漆把它涂得花花绿绿。我想它们的作用大约相当于中国春节时期贴的门神。解构了苦难的历史和现实，人才能活下来，他们是这么想的。
矛盾的生活
忘掉现实和历史，基辅人的生活其实很舒服。这里如果不下雨，便永远是蓝天白云。它是个农业大国，物产丰富得惊人，而且价格低廉。市中心到滨河公园，小餐馆和咖啡厅四处都是。服务都是标准的西方式的：气泡水，闪亮的刀叉，雪白的餐巾。我最喜欢的是乌克兰的烤肉，腌黄瓜，烤土豆，还有，腌猪油。乌语里称之为“萨洛”。杀猪后，把整块的猪板油清洗干净，生腌。吃的时候切成雪白的薄片，卷上各种小菜吃，感觉筋道而不油腻。另一种游客喜欢的方式是，坐在市中心赫雷夏季克大街的露天咖啡馆里，一边啜饮咖啡，一边看着来来往往的人们。而且，乌克兰的漂亮姑娘比例极高。
这样的生活多半是悠闲的游客盼望的，但不是基辅居民。2014年10月，基辅很多住宅区没有热水供应，这里天然气的供应不充足。我坐在露天咖啡馆里，看着每个人的眼神：或者冷漠，或者绝望，或者悲伤，一如塔拉斯·谢甫琴科大学前的那座著名同名的乌克兰诗人雕像一样：低头沉思，为明天的面包，或者明天的祖国而沉思。
不能否认，乌克兰一半仍然留在了过去。赫雷夏季克大街是二战后重建的，按照当时苏联领导人喜欢的新古典主义风格设计。大片的居民建筑是改造过的“赫鲁晓夫小楼”，一种五层到六层的楼房。基础设施建设没什么改变，公路破旧不堪，只有通向被推翻的前领导人的那座豪华别墅的公路才平坦宽阔。如今这座别墅改成了博物馆，成了年轻人拍摄婚纱照的好地方。乌克兰的另一半伸向未来。年轻的乌克兰人大多认为，欧盟模式才是乌克兰的出路。基辅年轻人说英语的比例要远远高过莫斯科；警察改革之后，从制服到警车都焕然一新，政府部门纷纷挂上了乌克兰国旗和欧盟旗帜。城市变化很慢，但规则变了，人的心思也变了。
基辅人处于变和不变之间。在基辅机场接我的那位年纪苍老的司机谢尔盖，以前是个无神论者，现在是个虔诚的教徒。他教我如何用三根手指在胸前画东正教十字。但在安东诺夫飞机研究所，年逾八旬的功勋飞行员尤里却悄悄地在我耳边用简单的英语说他怀念苏联。年轻的向导萨沙一直抱怨着战争把他的游客全部吓跑了，同样年轻的政治精英奥列格则发誓将从政改变乌克兰的现状。没有人会准确地记住这个巨变的时代，但他们必然记得在巨变时自己的经历，以及选择。
2018年10月，我第四次到基辅，在著名的“金门”四处闲逛，一位电视台的记者拿着话筒问我：“您觉得基辅人脸上笑容增多了吗？”
“啊，那是当然！”我脱口而出，心里想，人们总是要生活下去的。现在看起来，这座城市已经克服了最初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