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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出口作为开放型经济下的重要引擎，为我国发展外向型经济提供强劲动力，而在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的出口贸易和产品竞争力又将面临新的诸多挑战。本文将借助贸易份额指数，重点考察我国出口贸易的阶段性特征与产品竞争力的动态变化。同时对历史数据和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进行综合分析，并为我国政府和企业在新常态下实现产业转型升级与贸易结构调整给出适当的指引。
关键词：新常态 贸易结构 产品竞争力
问题的提出
自习总书记提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大战略判断以来，“新常态”一词受到学术界和媒体的广泛关注。《人民日报》对“新常态”有着较为精炼的解释，即“新常态是指经济发展有中高速、优结构、新动力、多挑战的特征，是一种趋势性、不可逆的发展状态”。就新常态的本质而言，我国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重要阶段，而当前经济发展也正由传统劳动、资源粗放型高增长，向节能环保、可持续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中高速发展方向转型。在新常态下，我国出口贸易发展理应顺应当前经济形势，不再鼓励发展传统粗放产业的出口贸易，落后的优势产能必将在世界新经济的洪流中被冲刷殆尽。从国内发展来看，随着我国经济“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人口红利”即将消耗殆尽，这将直接导致以劳动作为主要投入要素行业的劳动力工资上涨，劳动力成本开始迅速提高，从而削弱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从国际发展来看，我国出口贸易结构相对单一，出口产品额进一步增长的空间相对有限，同时受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贸易制约，我国出口贸易形势日趋恶化。总的来说，我国经济在今后很长时间内都将出现和保持“新常态”的各种特征，对于坚定不移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我国来说，“新常态”下的出口贸易转型犹如“壮士断腕”，必须下定决心积极探索新时期出口贸易发展方向，将传统出口结构做出渐变性调整。在新常态视角下研究我国贸易结构和产品出口，势必对提高我国出口竞争力和加快经济结构转型产生方向性的影响。
文献综述
目前，要素禀赋论与雁行形态论对“出口贸易结构与国际竞争力”这一问题提供了相对全面的解释。要素禀赋论认为资源禀赋的国别差异是产生国际贸易的根本原因，要素禀赋结构是贸易结构和产品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EliFHeckscher，1919；B.GOhlin，1931）。雁行形态论认为新兴经济体在对先进经济体的赶超进程中，产业发展会经历“引进-进口替代-出口成长-成熟-逆进口”的动态演化，贸易状态呈“贸易逆差-顺差-逆差”的雁行变化态势，新兴经济体贸易结构和产品竞争力具有丰富的变化动态。Terrie & Sing（1998）对美国与8个主要经济体的双边贸易数据研究表明大量工业品的比较优势循着日本-“四小龙”-“四小虎”的轨迹梯次转移，这一研究结果为雁行形态论提供了事实佐证。
许多学者在对中国贸易结构的研究中也发现了典型的“中国特色”。Bmsili（2004）通过比较分析6个工业化国家和8个快速增长的亚洲国家66个产业的动态比较优势，发现中国出口贸易模式的流动性最强。Rodfik（2006）通过构造度量产品技术含量的出口复杂度指数，研究发现中国贸易结构技术复杂度明显高于其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水平。周靖祥等（2007）进一步认为中国出口贸易存在要素禀赋与商品结构反转的现象，出现了逆“比较优势”的贸易结构。胡冬红（2013）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研究表明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结构之间存在耦合关系，OFDI可以显著提升贸易品的技术含量与行业的技术效率，并且这种提升作用存在着地域性特征。
随着经济高速发展与国内产业结构深度调整，中国出口贸易结构和产品竞争力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变化的轨迹和方向如何？这一系列问题的回答有赖于对我国外贸结构演变过程的回顾与外贸数据的细致分析。学者们对中国出口贸易数据的考察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中国出口贸易的结构性特征，为本文研究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但却没能很好地回答本文所提出的问题。事实上，出口贸易结构和竞争力的动态演化属于长期问题，现有的许多研究是通过选取中国某一年或几年的贸易数据进行截面分析，缺乏时间上的连续性，并不能全面反映贸易结构的变化动态。
对外贸易技术结构变迁特征
对贸易品进行合理的归类是研究贸易结构的基本前提。在贸易品的分类中，常见的方法是将SITC中一位数分类中的0-4类作为初级产品，6类与8类作为劳动密集型产品，5类与7类作为资本密集型产品，该分类法简单易行，但存在着“同类产品同时包括了原材料、粗加工品与高技术含量加工品”的现实困境。鉴于此，考虑产品属性并结合WTO贸易数据的统计口径，本文将农产品、燃料与矿产品合并为资源密集型产品，这一类产品的生产以自然资源为基础，未经加工或只经过简单初加工；将制成品中的纺织品、服装、其他制成品与半制成品归为劳动密集型产品，这类产品中的劳动力投入构成其主要成本；将制成品中机械与运输设备的办公与电信设备、汽车产品归为技术密集型产品；将化学产品、钢铁、除办公与电子设备、汽车产品之外的机械及运输设备等重工业品归为资本密集型，这类产品的技术等级介于劳动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产品之间，具有明显的规模经济。四类产品贸易份额是衡量贸易品技术结构的重要指标，若总额发生了变化，但其技术结构没有变化，则四类产品将同比例变化；若四类产品变化不是同比例的，则可以理解为技术结构进行了调整。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WTO统计数据库，数据具有较长的时间跨度和较广的覆盖面。同时，本文的贸易数据采用百分比的形式，有助于排除经济周期性扩张与收缩带来的干扰，这一点对于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阶段的中国经济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按照以上分类，笔者分别计算出1990-2012年我国对外贸易中四类产品进出口值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比重，得到图1，详情如表1所示。
从图1和表1中可以看出，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出口贸易结构表现出了明显的阶段性特征。1998年爆发亚洲金融危机，我国宏观经济从短缺开始走向过剩；2008年美国次债危机爆发，我国外贸政策实现从“奖出限入”向“进出口并重”的历史性转变。因此，本文以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与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为时间节点，将1990-2012年的23年区分为三个阶段进行考察。
第一阶段（1990-1997年）：这一阶段，社会总供给长期滞后于社会总需求的增长，国内社会经济资源供给相对紧张，资源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外汇是重要的稀缺资源，成为衡量出口绩效最重要的经济指标。外汇的数量约束对进出口贸易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方面，促使出口尽可能做大规模，以增加外汇收入，另一方面，迫使进口注重结构，以实现外汇资源的节约使用。这一阶段，劳动密集型产业成为支柱型创汇产业，产品占出口贸易的“半壁江山”，占比长期稳定在50%以上。冶金、化工、建材原料等能源和矿产资源占据重要地位，是外汇收入的重要来源，其中，农产品、燃料18年间出口产值分别增长了56.4%、36.5%。资本密集型产品总体占比小幅波动，但其中的钢铁和化学制品增长迅速，分别增长了248.21%、172.57%。技术密集型产品占比虽连年上涨，但由于起点低、基数小，出口量相对有限，没有成为贸易扩张的重要动力。总体而言，这一阶段，出口贸易以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等初级产品为主，进口贸易在外汇行政配给下，集中于进口生产设备与零部件等生产资料，进出口产品的要素密集度差异成为了技术引进、资本输入的重要方式与表现。
第二阶段（1998-2008年）：原来进口替代的赶超型战略转变为了遵循比较优势的出口导向战略，巨大的市场潜力和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吸引国外资源、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我国转移，加工贸易成为我国出口贸易的主要方式。随着国内生产供给能力的增强，一些产品从短缺转变为相对过剩，需求缺口开始成为钳制经济扩张的瓶颈要素，出口的基本任务从原来的创汇转变为开拓国际市场、为过剩生产能力寻找出路。这一阶段，我国出口贸易总量扩张的同时，结构也有了显著提升：资源、劳动密集型在出口中的占比分别从1998年的12.6%、52.6%下降至2008年的6.8%、35.4%；技术密集型产品占比从1998年的12.2%上升至2008年的28.7%，其中，以办公和电信设备为代表的电子产品占比从原来的13.8%上升到26.7%。随着要素禀赋结构的不断升级，我国的国际分工开始从价值链的劳动密集型等低端环节向资本、技术密集型高端环节攀升。
第三阶段（2009-2012年）：美国金融危机导致国际终端需求大幅萎缩，国内产业的转型升级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转移使我国与发达国家在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开始正面竞争，与发展中国家在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竞争也不断加剧。这一时期，劳动密集型产业总体上继续呈扩张态势，“两高一资”产品出口受到严格限制，资源密集型产品占比从原来的6.26%下降至6%；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占比分别稳定在27%、30%左右。这一阶段，我国的要素禀赋结构与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全面上升，资源环境约束趋紧，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的价格优势被大幅削弱；另一方面，产业体系、基础设施、产业配套能力与劳动力素质不断完善与提高，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竞争优势不断增强。
对外贸易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从上述模型对出口结构和竞争力分析来看，当前我国的要素禀赋结构与产业结构处于本文所提的第三个阶段，通过数据变化反映出我国当前出口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资源密集型产品比重呈下降趋势，而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品趋于平衡。但就其竞争力来看，劳动密集型产品仍具有较强的优势，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处于成长阶段。受新常态国内外经济因素影响，这一阶段的出口贸易将面临一些列新的问题。
首先，当前我国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传统比较优势下降。劳动密集型产业对于扩大就业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但成本优势仍然是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核心竞争力所在。新常态时期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将面临劳动力成本上升、“人口红利”消失以及吸引投资能力减弱的困境。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必将因成本上升，造成竞争优势减弱。
其次，我国产业对外贸易的资源和产品市场拥有较强的依赖性，且集中度高。我国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严重依赖于欧美终端性市场需求，市场集中度偏高，重要零部件依赖于进口，迫切需要开发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市场，并扩大该类产品的内需，发挥本国的母国市场效应，以抵御外部需求萎缩带来的波动。我国的矿产能源等资源进口量不断扩大，且来源地过于集中，需要适度扩大资源储备规模，实现进口渠道多元化，以防止资源品价格波动危害我国的宏观经济稳定。
再次，技术密集类产品与资本型产品的比较优势呈上升趋势，但国际竞争力指数仍然较低。以钢铁产品为代表的资本品来说，目前我国钢铁产能已出现较为严重的过剩，钢铁产业作为一个黄昏时的巨人不能引领资本型产品在国际市场大显身手。但另一方面钢铁产业同时又是吸收劳动力就业的重要行业，保证其长期存在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以重型机械和汽车产品为代表的技术密类产品在近几年的对外交流与合作取得了突出成就，对外出口额也得到显著提升。但就长远发展来看，国外企业仍控制着核心技术，相对而言我国的该类产品贸易只赚取了少许的加工费，要真正做到靠技术和创新驱动还需要依靠自己的核心技术研发。
最后，新时期贸易摩擦与贸易排挤趋势愈演愈烈。受欧债危机负面影响，世界经济长期处于低迷阶段，国际购买力减弱，同时发达经济体的排挤与新兴经济体的竞争使我国出口贸易变得更为困难。据世界银行的数据统计，自1979年我国首次遭受欧盟发起的反倾销调查以来，我国遭受反倾销调查的数量逐年增加，特别是从1996年起至今我国遭遇反倾销案件数一直处于世界首位。同时，以美日为首的发达经济体正在筹建排挤我国的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协议，试图通过建立一系列新的贸易规则挤压我国出口市场份额。此外，印度、巴西，南非等新兴经济体在劳动密集型与资源类产品等传统出口贸易上与我国的竞争变得更为激烈。众多因素叠加必将大大压缩我国的出口市场空间，使我国出口贸易陷入前后夹击的窘迫困境。
促进对外贸易发展建议
（一）继续深化外贸体制机制改革，优化我国外贸结构
事实上，深化开放的外贸体制机制改革有助于纠正资源禀赋结构与产品结构之间的错配关系，起到“解放生产力”的作用，实现出口贸易结构向符合发挥要素禀赋比较优势的方向合理回归。同时，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所对应的产业多为深加工和高附加值的制造业，通过实施“招商引资”、“科技兴贸”发展战略，综合运用资源供应、市场容量、优惠政策等扩大该类产品出口份额有助于进一步优化我国的出口贸易结构，提升出口的整体绩效。
（二）建立适应新常态的劳工技能培训体制，提高劳动力的文化和技能水平
当前我国经历“刘易斯拐点”，传统的劳动力比较优势已经开始消失，对我国当前发展出口贸易而言，其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势必影响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国际竞争力。然而新常态下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传统第二产业的劳动力需求不足，第三产业对劳动力具有更多的包容空间，故当前劳工技能培训重点应面向第三产业岗位。第三产业吸收劳动力主要以服务类岗位为主，政府应给予一般失业者和择业者免费或补助加自费的方式参与适应市场的服务技能培训，将劳动者劳动技能与文化素质两手抓，培养道德高尚服务一流的优秀技能型人才。此外还应重点鼓励并组织高学历层劳动者参与起点较高的文化产业服务技能培训，在较高文化水平的基础上学习与国际接轨的职业技能，将我国优秀的文化服务行业推向国际市场，促进我国文化软实力提升并为我国文化产业出口奠定基础。
（三）加大对高新技术行业的投入，同时注重将优势产能合理转移
首先，继续加强与国外技术交流与合作，同时增加对民用技术的投入，鼓励自主研发、技术创新。其次，完善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法，保护技术研发者的合法权益，做到“谁使用，谁买单”，规范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与使用。最后，鼓励高校和科研院所与企业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将“保险柜中的技术”转化为实用性的生产力，真正做到为民所研，为民所用。与此同时，还应把握“一带一路”战略契机，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将我国过剩的优势产能输送出去，并努力延长过剩产业的产业链，创造新的就业岗位，通过市场将劳动力进行合理分配。
（四）拓展与完善多种形式并存的自由贸易区，改善贸易环境
目前世界上存在1200多个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区在于协调各成员国或地区的贸易政策，通过建立合作关系履行贸易公约，使区内国家享受国民或超国民待遇，进而消除贸易壁垒并减少贸易与投资成本，给区内国际贸易创造一个低成本且便捷的贸易环境。就长远发展来看，我国必须积极加入或倡导组建涵盖世界主要经济体和新经济体的多种合作形式自由贸易区，通过建立广泛的贸易合约关系，谈判协商各方利益，打破狭义区域性市场的单一性，消除国家间或区域间的贸易壁垒，缓解贸易摩擦，同时充分发挥国际市场作用，将国家间的盲目竞争转化为比较优势竞争，进而发挥互补优势，促进世界经济新秩序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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