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对外贸易商品结构与和产业结构都经历了一定程度的优化升级，在经济全球化以及我国产业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的大背景下，我国内外部经济的协调发展将是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因此，本文将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的互动关系问题作为研究的主题，目的在于找出两者的良性互动路径，提出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对外贸易政策。
【关键词】对外贸易 产业结构 转型升级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已然发生了巨大变化。对内，各产业发展迅速，对外，国际贸易总量突飞猛进，但不可忽视的是结构性失衡的现象并未消失，其中产业结构失衡与对外贸易结构失衡并存，并相互强化，导致中国的比较优势升级困难。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的出口导向型行业遭受严重打击，并成为许多发达国家实施“两反政策”的主要对象。因此，内部和外部经济失衡是中国急需解决的问题，尤其是对外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显得尤为重要，这将有利于中国减少国际贸易摩擦，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以实现产业和贸易的可持续发展。随着经济发展模式转变、国际环境发生变化，中国的对外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具有什么样的互动关系？在中国向世界经济强国迈进的征途中，究竟应该选择什么样的贸易战略和产业政策才能实现对外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的良性互动发展路径？本文试图回答上述问题。
一、我国产业结构变迁历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结构历经了巨大变迁，从最初的“二一三”结构转变为当下的“三二一”结构。具体而言，第一产业变化趋势：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第一产业产值占全国GDP比重达到30%左右，但到了2015年这一比重已经下降到9%，整体呈现持续下降趋势。第二产业变化趋势：第二产业产值从改革开放初始的48%左右下降到1990年的41%的最低点，之后稍有回升，到2015年再次回落到40%左右，呈现出先下降之后上升再下降的波动趋势，整体幅度并不太大。其中第二产业中的工业发展较为平稳，改革开放30多年其产值占GDP的比重一直在40%上下波動，直到最近几年才开始下降到40%以下。可见近几十年第二产业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领军性龙头产业。第三产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总体保持稳定的上升趋势，从改革开放初期的24%左右，一直上升到2015年的50%，赶超了第二产业产值在GDP中的比重，其中代表新型服务业的金融业一直保持迅猛发展态势，这表明，我国的第三产业已打破以往以商贸和餐饮为主的单一发展格局，开始全面发展诸如金融、保险、研发、咨询等新兴服务行业。
此外，三次产业的从业人员结构也是产业结构分析的一个重要维度，根据库兹涅茨理论，劳动力在三次产业上的分配上应该具有一定的比例关系，并且这种比例关系对衡量产业结构是否合理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改革开放初期，各产业就业人数从高到低依次为，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出现大幅度下降，由1978年的83%持续下降至2015年的28%；第二产业从业人员占比增长明显，从1978年的7%上升到2015年的30%；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总体数量以及所占比例较第二产业来说，增长幅度更大，从1978年的9%上升到2015年的42%。可见，我国大量的劳动力已经逐渐从第一产业转移到了第二、三产业，呈现此消彼长的局面。我国三次产业就业人员的变化规律基本符合配第-克拉克定理（Petty-Clark Theorem），即一国人均收入伴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而增加，劳动力也将相应地先由第一次产业转移到第二产业，进而转移到第三产业，最终呈现“三二一”的就业格局。
从我国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可以观测我国经济发展的轨迹[1]。改革开放初期第一产业产值占当年GDP的比重为30%，但从业人员的比重却达到了83%，这符合当时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国情。当时的中国农业机械化水平很低，农业生产需要依靠较多的人力和物力，但产业的产值却很低，截至到2015年年底，我国第一产业产值仅占GDP总量的9%，而劳动力的占比却下降到了28%。这表明我国我国第一产业所依赖的劳动力仍较多，发展水平对比其他发达国家仍较弱。而第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比例逐渐与其生产的产值分布相匹配，尤其是最近几年，第三产业发展势头良好，从业人员和产值都超过了第二产业。这说明中国的产业结构在逐渐的合理化。
二、产业结构升级的衡量标准
学术界就产业结构升级的具体含义并没有达成共识，基于前人的研究，本文认为，产业结构升级是指产业发展与经济各要素的增长协调，从而增进各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提升产业的国际分工地位，实现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基于以上背景，本文将从以下几个角度来衡量产业结构升级：
（一）技术创新能力
根据产业演进理论，产业结构的高级化演进实际上是该产业所生产产品内涵技术浓度的提高，因此产业结构升级离不开技术创新，创新可以提升产品的技术含量，进而提升产品的附加价值，为企业创造超额利润，为整个产业在国际分工中获得优势地位奠定基础。众多实证研究也表明，技术创新能力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尤其是自主创新。外来技术的引进虽然可以一定程度上促进生产力，但国内企业在吸收、融合过程中存在各种不协调，以至于预期效果未能达到，反而耗费大量的资源和时间。因此，自主科研、自主创新才是真正的发展引擎，一个产业是否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是否拥有自主品牌，将是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体现，因而技术创新能力应当作为产业结构升级的一个衡量标准加以考虑。
（二）人力资本水平
人力资本理论自西奥多·W·舒尔茨（1960）提出以来，其与经济增长相互作用研究不断发展。随后部分学者构建了人力资本模型，将人力资本投资内生于经济增长过程中，刻画了两者互相作用机制及过程，相关研究发现：（1）人力资本投资水平高低直接影响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程度；（2）人力资本存在显著外部性，其自身的发展能够通过改变需求结构，提高资源配置进而加速技术进步，以此来推动经济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现有理论研究及实践经验证明，在考察产业结构升级现状时，有必要将地区人力资本水平纳入其中。
（三）绿色生产能力
低碳经济概念最早由《我们能源的未来： 创建低碳经济》（英国2003）中提出，其核心思想是要建立“高能效-低能耗-低排放”发展模式。就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而言，其竞争力主要集中体现在产品附加值和产业体系国际化上。提高绿色生产能力能够在减少碳排放、缓解环境负载压力的同时有效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利润率，虽然短期内存在一定沉没成本的增加，但长期而言，产业结构发展的国际竞争力和可持续性能够得到明显增强。同时现有大量实证研究也进一步表明，提高产业自身绿色生产能力，能够有效促进产业本身结构的转型升级。因此，通过测算产业自身能源利用效率和对环境影响来将绿色因素纳入产业结构升级评价体系，是十分有必要的。
三、对外贸易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路径
首先，高技术含量产品的贸易将带动我国产业的技术创新，增强产业竞争力。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全球贸易的发展必将进一步加快。一方面世界贸易的规模将继续扩大，另一方面国际市场商品结构将发生深刻变化：按照要素密集度来划分，资源密集型产品的市场份额逐渐减少，如农作物等；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贸易呈缓慢增长，竞争愈加趋激烈，如纺织品等；而技术密集型产品已成为进出口贸易量增长最快的产品，特别是以电子信息技术、生物工程技术为支撑的具有高附加值的高新技术产品，如机器人、智能手机等，可以预见技术密集型产品将成为未来国际市场上最主要的贸易品。在新的国际环境下，国际高新技术产业呈现跨越式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商品的贸易量越来越大，我国加快进出口商品结构的调整，努力扩大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意味着中国参与国际贸易分工的思路从静态的比较优势向建立动态的竞争优势转变，进而能通过技术外溢效应推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提高国际竞争力。[2]
其次，服务贸易的蓬勃发展将提升我国的人力资本水平，进而为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优秀的人力储备。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产业工人普遍受教育程度不高，难以完成产业结构高级化的目标。随着中国不断融入全球经济社会，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十分迅速，与之相关的教育业、旅游业、保险业、计算机、信息服务业、咨询业等新兴行业的贸易份额逐年上升，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留学、外企工作、旅游等方式更多的接触国外优质的教育、培训等服務，提升了自己的国际视野，培养了坚实的人力资源基础，为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提高核心竞争力提供最基础的保障。[3]
再次，全球对于环境问题的重视将通过商品和服务的国际流动对冲过产业结构的绿色化产生倒逼效应。在环境保护的绿色浪潮冲击下，国际贸易开始出现“绿色化”倾向，在世界市场上，绿色产品走俏，绿色战略盛行，绿色革命方兴未艾。据现有调查显示，在普通的消费购物环节中，77%的日本人只挑选和购买有环保标志的产品，80%的加拿大人及85%的瑞典人愿多付10%乃至更多的钱购买对环境有利的产品，荷兰人、德国人和美国人在进行消费品选择时，有近90%的人会主动考虑商品的环保标准。这样的趋势无疑给我国产业结构绿色化，提高产业绿色生产能力带来巨大的压力，尽管我国加强了对环境和生态保护的投入，但从总体上看，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还存在着相当的差距，发达国家对绿色技术的研发高度重视，以期尽量节约各产业的能源资源投入，并且减少生产对大气、水、土地等的污染，这为我国产业的绿色化发展提供了发展方向。
四、总结与建议
一方面，在新的国际产业价值链分工下，对外贸易商品结构与产业结构两者相互作用关系已经由简单线性转变为立体耦合关系。尽管我国己经逐步发展成为贸易大国，但很多产业在参与国际分工的过程中仍处在国际产业价值链的低端，即国际加工者的角色。另一方面，尽管近年来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发展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与一些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对此，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首先，始终坚持“创新驱动”，对核心零部件、关键机械设备和领先技术引进等相关进口，要主动掌控好时效性和进口度，以尽快实现“进口替代”。[4]按照Krugman（1980）的“母市场”效应理论，应该遵循“进口——模仿——创新——生产——提高”的路径来优化我国的贸易结构。因此，国家应在政策上大力支持“选择性”进口高技术产品和设备：一方面，国家需要设立专门部门，对进口产品和设备进行监控和筛选；另一方面，对于重复进口的技术和设备设立高关税，借此推动我国企业在某些高技术设备生产上实现进口替代。
其次，优化要素禀赋，提高一般贸易方式的科技含量和推动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我国现有劳动存量丰富，但技术要素不足是短板。通过引进外资、自我创新等方式积累技术实力，提升劳动力的技术创新水平，进而提高一般贸易方式主体的科技能力；技术实力增强，有利于与国外高水平的跨国公司合作，引进外资的质量和领域会不断升级。
最后，优化和“绿化”产业结构，以满足内需为目标，不盲目追求经济的高速增长。在加工贸易企业研发低碳、零碳和新能源技术产品方面给予政策扶持，增强产业化能力，以建立各类环境友好型加工贸易企业[5]；大力发展以信息产业、新材料产业、生物工程等为经营内容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技术内资企业，特别是内资民营企业，国家在技术引进上要给予包括降低高新技术设备进口关税、提供低息贷款、免予报关等政策鼓励，在环境塑造上要使内资的高技术产业与外资享有等同的权力和待遇；还应当以提出更严的环境法规、提高能源价格等方式倒逼低附加值企业转型升级。
参考文献
[1]毕玉江.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贸易结构变动与风险因素分析[J].国际经贸探索，2010（02）：24-29.
[2]陈建华.马晓逵.中国对外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关系的实证研究[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1-5.
[3]吴进红.对外贸易与长江二角洲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J].国际贸易问题，2005，（4）：58-62.
[4]肖丽秋.我国出口商品结构优化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广东社会科学，2013（1）：81-89.
[5]袁欣.中国对外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镜像”与“原像”的背离[J].经济学家，2010，（6）：67-73.
基金项目：重庆市教委科学技术研究项目：“‘一带一路’引领下重庆产业国际绿色合作的耦合机制与实施路径研究”（KJ1707189）；重庆市教委科学技术研究项目：“潜力共生视角下‘渝新欧’沿线国家产能合作价值研究”（KJ1707185）。
作者简介：呙小明（1981-），女，汉族，湖北公安人，四川外国语大学国际经济与国际商务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国际贸易；通讯作者：黄森（1986-），男，汉族，四川乐山人，四川外国语大学国别经济与国际商务研究中心，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区域经济与产业集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