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位极富创造性的当代作家，王小波是目前为止唯一一位两获台湾联合报大奖的中国内地作家，在世界华语文坛上有一定地位。王小波本人以小说家自居，但大多数读者更认同他的杂文家身份，其次才是小说家。就阅读顺序而言，读者一般是先读到王小波的杂文然后才读到他的小说；就阅读群体而言，杂文远比小说庞大；就社会影响的强度和宽度而言，其杂文亦远超小说。王小波遗孀李银河接受媒体采访时数次谈到，王小波实际上他更看重他的小说，“外人夸他的杂文写得比小说好，他还挺不爱听的，相当不爱听。”作家对自身身份的认同与读者对作家身份的主张产生了背离，这真是一个令人深思的文学现象。
参与到这一文学现象中的研究者可谓比肩接踵，并呈络绎不绝之势，研究领域可分为三个方面：小说之研究、“王小波热”之现象研究、杂文之研究。前两者的学术影响较大，比如艾晓明教授、戴锦华教授、青年评论家李美皆等等，对杂文研究的学术影响稍弱。杂文研究方面，就研究成果的形式而言，有专题研究、随笔、读后感、书评、杂议等等；就研究成果的内容而言，有主题思想研究、语言特色研究、趣味性、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问题研究等等，以上这些研究多是对既存文本的平面研究，鲜见对创作主体与读者之间关系的专题性立体研究，因此笔者通过对王小波的杂文写作意识进行探究，希冀对王小波杂文的总体研究起到完善作用。
作家的写作意识主要是指写作过程中的主体意识、文体意识、写作策略意识与读者意识。写作意识是一种被强化了的写作习惯，是一种对创作的高度敏感和自觉。王小波关于写作意识的直接陈述散见于其小说或小说集的自序以及杂文中。王小波认为，写作首先是作家内心的一种需要。在《我为什么写作》中他解释了自己的写作行为：“我相信我自己有文学才能，我应该做这件事。”但同时他告诉读者，“一个社会里，中年人要负很重的责任：要对社会负责，要对年轻人负责，不能只顾自己，因为这个，我开始写杂文。”出自《我的精神家园》自序中的这段话带有开宗明义的性质，可以看做王小波写作意识的一个宣言，茫茫大海中的一盏灯塔，在这盏灯塔的指引下，王小波的杂文创作从来不曾迷失过方向。
一、主体意识：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
在谈到自己对某一问题的看法时，王小波常常将“知识分子”这一概念直接拿来使用，以“作为一位知识分子”开始自己的表述，表明对“知识分子”身份的认同，而没有对对这一重要概念作任何解释或界定———当然，在杂文中对复杂的概念作冗长的阐述是杂文这种以短小著称的文体所不能涵容的。
“知识分子”这一在各种领域使用频率颇高的词，其概念实际上是极为模糊而宽泛的。现阶段的汉语里，一般是指有较高科学文化水平并专门从事脑力劳动的人。比如科技工作者、医生、教师、各行业工程师、记者等。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并非所有受过一定程度的教育，具有某种专业知识的脑力劳动者都称得上知识分子。比如我国的国家公务员就不能入“知识分子”之列，而被称为“党政干部”，尽管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具有硕士以上的较高学位。
作为宽泛而模糊概念的“知识分子”显然不能满足我们研究王小波的学术需要。事实上，作为一个历史的发展的范畴，许纪霖先生认为，“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也就是指那些以独立的身份、借助知识和精神的力量，对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体现出一种公共良知、有社会参与意识的一群文化人。这是知识分子词源学上的意义。”①在当代，此种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包括体制之内的知识分子与体制之外的知识分子，前者在一般意义上被称为公共知识分子，后者往往被称作自由知识分子。王小波在后者之列。
之所以称王小波为自由知识分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不可复制的人生经历———事实上，每一位作家乃至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其人生经历都是不可复制的。1966年“文革”爆发时，王小波14岁，刚刚开始他的青年时代，“文革”对像王小波一样年龄青年的影响是巨大的。他16岁时怀着一腔改造世界的热情插队云南，恶劣的生存环境中生病，返京，1971年去山东插队，次年返京，成为北京某厂工人，1978年考入人民大学商品学专业，之后留校任教，1984年出国留学，获硕士学位。回国后先后在北京大学和人民大学任教。1992年辞职，专事写作。设想一下，如果他没有选择辞职，也许顺理成章地成了体制内的“专业技术人才”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但他认为自己的才能在于写作，专心写作于他而言是一种快乐，他秉承着自由、智慧、理性的理念，承担起社会里一个中年人应负的责任，成了一名体制之外的自由的“知识分子”。而他的杂文，对中国社会的落后面进行全方位的批判，他反对愚蠢、无趣、专制，崇尚科学、民主、自由，坚持个性独立。他的杂文精髓，是“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在当代知识分子中的延续。
毋庸讳言，“杂文作者的写作动力来源于社会责任感，以杂文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者若缺少社会责任感也不可能真正有所建树。”②对知识分子角色深表认同的王小波，自觉承担了道义上的社会责任。阅历、天赋与兴趣是王小波的写作底蕴，知识分子身份是他的写作立场。而作为小说家的王小波无疑对知识分子身份是高度认同的，在他的表达中，可以发现不止一处的“作为一位知识分子，我如何如何”，《未来世界》自序中，王小波认为，“假如说，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是批判现实的话，小说家憎恶现实的生活的某一方面就不成立为罪名。不幸的是，大家总不把小说家看成知识分子。起码，和秃顶的大学教授相比，大家总觉得他们不像些知识分子。但我总以为，这样的想法是不对的。”③
法国著名文艺理论家茨维坦·托多洛夫认为：“从本质上讲，人类精神在任何时代都是超社会、超历史的，它与其前后时代的人性相汇并与他们互相交流，然而，每一个社会都有一些堪称专业思想者，其创作并不遵循某一社会决定论的人，他们就是被我们称作知识分子的那些人。”④作为杂文家的王小波可以称得上这段论述的恰当注解。
二、“有趣”：王小波的写作策略
如上文“知识分子”的概念一样，王小波在论及“有趣”的问题时也未对这一重要的概念作出阐释，其原因也许是因为杂文文体短小的限制，抑或因为王小波本人对这一概念的认识是混沌的。在行文中，他只是使用了不同的表达，如“趣味”、“乐趣”等词语，有趣带来的心理反应则是“开心”、“喜欢”等一些通俗表达。对王小波的“有趣”观进行爬梳式的整理之后，我们发现，这一观点基本体现在文学和伦理两个方面。
提倡有趣，是王小波一贯坚持的文学观念，这种观念主要体现在小说创作中。作为一名小说家，他在多篇文章里谈到对小说的看法。在《红拂夜奔》的序里，他写道：“其实每一本书都应该有趣。对于一些书来说，有趣是它存在的理由；对于另一些书来说，有趣是它应达到的标准。”智慧、性爱、有趣，是贯穿其小说的三个重要元素，但与前两者相比，有趣更加难以实现，因而更突显其重要。王小波讨厌现实生活中索然无味的一面，喜欢天马行空又深刻有趣的英国作家奥威尔和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王小波认同昆德拉的观点，“不懂开心的人不会懂得任何小说艺术。”当然，“除了懂得开心，还要懂得更多，才能懂得小说的艺术。”（见《小说的艺术》）王小波从写作中获得了无可替代的乐趣与快感。而读者，则不但从他的小说中找到了有趣，而且从杂文中发现了社会的这种稀缺资源。
提倡有趣，也是王小波社会伦理观的一部分。在《我的精神家园自序》里，作家明确反对愚蠢，反对无趣，反对庄严肃穆的假正经。“看过但丁《神曲》的人就会知道，对人来说，刀山剑树火海油锅都不算严酷，最严酷的是寒冰地狱，把人冻在那里一动都不能动。假如一个社会的宗旨就是反对有趣，那它比寒冰地狱又有不如。”在《〈怀疑三部曲〉序》一文中，他说：“我看到一个无智的世界，但是智慧在混沌中存在，我看到一个无性的世界，但是性爱在混沌中存在，我看到一个无趣的世界，但是有趣在混沌中存在。”人活在世界上的价值，除了智慧和性爱，乐趣是最重要的内容。“我活在世上，无非想要明白些道理，遇见些有趣的事。倘能如我所愿，我的一生就算成功。”放在杂文集《我的精神家园》自序里的这句话，无疑是王小波整部杂文集的思想灵魂。
读王小波的杂文，不会给人紧张感和压抑感，反而常常使读者感到轻松、舒展，有一种强烈的阅读快感，“他像一个童心未泯、童言无忌的顽劣儿童，嬉皮笑脸，嬉笑巧骂、嬉戏诸神，他反对无趣，在庄严肃穆的假正经脸孔上涂抹几道滑稽可笑的油彩。”⑤王小波的杂文，高举着自由、理性、趣味的大旗，向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的落后方面进行猛烈地抨击，这是他一贯秉承的杂文主题。
之所以主张“有趣”，是因为王小波在短暂的45岁的人生经历中，既没有收获到优雅，也没有收获到浪漫。低头认罪、承认地心说的伽利略，被送上断头台的拉瓦锡，服毒自杀的茨威格，跳进太平湖的老舍，王小波不认为他们所处的时代是有趣的。
三年自然灾害开始时王小波6岁，记忆里充满饥饿，家里甚至吃起了本来用于喂猪的白薯藤，王小波和哥哥王小平一起，冒着被别人发现的风险，偷人家自留地种的萝卜，在夜里偷人大校园里的枣子，那过程，没有刺激，只有提心吊胆，因为偷枣子在当时是重罪。除了饥饿，伴随王小波童年的，还有挨揍，因为太过调皮，常常惹得父亲怒不可遏，父亲揪着他的耳朵，往上提溜得两脚离了地，以至于理发师都赞叹说，这根本不是耳朵，是称钩子，用吊车挂上能把人提起来。⑥王小波的作品里，出现频率并不高的父亲是一位暴君的形象。16岁时，怀着一腔浪漫插队云南，然而不到一年，因为糟糕的身体和生存的困境，最终王小波落荒返京，改造世界的理想主义从此破灭。
除了自身的这些灰色经历之外，少年的王小波还看到了别人的黑色人生。有一件事，他在作品里反复提及，15岁时，他在树上，看到一个人被长矛刺穿，在地上慢慢地旋转，嘴巴无声地开合，好像要说点什么。还有亲眼看到的贺先生的跳楼场面，脑浆溅了一地，以及被踢得龟头血肿的李先生，至死都在惦记煮熟的鸭子的刘老先生。
正因为生活中的无趣与压抑，因此，追求有趣就成了他生活与写作的重要内容，直至成为一种牢固的文学与伦理观念。他的作品，在反映现实的残酷时，往往勾兑了喜剧的成分，而呈现出一种灰色的状态。在发表小说最困难的时期，他为自己的小说贴上“黑色幽默”的标签，以期获得较多的认可，正如他自己所言，“这些现在让我写成了有趣的故事，在当时其实一点趣都没有，完全是痛苦。我把当时的痛苦写成现在的有趣，现在的小孩看到的只是有趣。而我们现在的生活还是这样，有趣的事情本来是没有的。”⑦王小波告诉读者他自己的《高考经历》，他在云南插队时经历过的《肚子里的战争》，他居住的环境曾经有多么吵（《卡拉OK与驴鸣镇》），每一篇杂文在批判或批评某种社会问题时，表达上无不妙趣横生，令人捧腹，带给读者全新的阅读体验和审美感受。
三、读者意识：写作成熟的标志
对于知识分子身份的认同与社会责任的自觉承担，对写作策略的自觉选择，最终目的指向了广大读者。按照当前文学创作理论，写作主体、客体、载体、受体构成了完整严密的写作过程，在这一链条过程中，读者是最终的一环。张颐武先生认为，“如何处理与读者的关系，是文学实践与理论中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文学永远在面对读者时才得以完成自身，因为文本总在询唤和选择它的读者。没有读者，文本只能静静地放置而不会在世间产生影响。”⑧强烈鲜明的读者意识是一个作家成熟的重要标志。
在王小波的杂文中，随处可见其对读者地位的重视，《我对小说的看法》中表明自己对现代小说的见解之后，“为了让读者同意我的意见，让我来举一个例子”。然后以杜拉斯《情人》为例，试图说服读者。“同意我的意见（或看法）”这种表达是比较多的。在《我对国产片的看法》一文中，王小波借用莫泊桑的写作体会，“提笔为文，就想到了读者。有些读者说，请让我笑吧。有些读者说，请让我哭吧。有些读者说，请让我感动吧……在中国，有些读者会说，请让我们受教育。”虽然对中国读者“受教育”的心理需求持明确的否定态度，但作为一个成熟作家，一个一手写杂文，一手写小说的作家，王小波显而易见顾及到了读者的不同心理需求。
另一方面，在写作实践上，王小波杂文和其他多数作家的杂文有一个明显的不同之处，那就是人称“我”的使用。以杂文集《我的精神家园》为例，收录的， 89篇杂文，无一篇不出现“我”字。语言表述中，像类似“据我所知”、“我以写作为生”、“我对此事的看法是”的句子星罗棋布。据统计，杂文集《沉默的大多数》中，有“28篇文章的开头第一个字是“我”字，另有15篇第一句话中有“我”字出现”⑨另有多处出现“如你所知”这样的带有“你”字的句子。王小波之所以频繁使用“我”字，其原因有二，一是作为一个“言必称罗素”的经验主义者来说，个人经验比理性判断更可靠。二是作为批判专制、崇尚个人独立的王小波，并不喜欢高高在上的压迫式说教，“我”和“你”的使用增添亲切与平和之感，加上犀利的主题，风趣的语言，自然得到读者的普遍认同。
在王小波身后，其作品对读者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无论是十几岁的青葱少年，风华正茂的青年学生，早生华发的中年，还是须发斑白的老者，对他的作品，大有相见恨晚之感，相当多的人发自内心喜欢他的作品，王小波的追随者自觉组成了一个团体———“王小波门下走狗”，目前这个联盟依然呈现出长盛不衰的景象。
难能可贵的是，作为一位严肃作家，王小波拒绝媚俗，戴锦华教授在对比王小波与王朔被读者接受的过程时认为，“王小波的作品（其实只有《黄金时代》）是创造而后流行的；而王朔的绝大多数作品则是为流行而制造的。”⑩在创作心理方面，王朔有媚俗的嫌疑，王小波没有。作为一位普通作家，王小波也渴望读者的认同，但绝不会对市场让步妥协，“我写的东西一点不热门，不但挣不了钱，有时还要倒贴一些。严肃作家的‘严肃’二字，就该做如此理解。”⑩王小波拒绝体制内的生活，没有走上学术研究的康庄大道，而是选择了竹篱笆之间一条开满牵牛花的路。他没有成为大学里的专家学者，而情愿做“一只特立独行的猪”。作家对读者心理的揣摩与迎合诚然是创作的基础，但仅仅迎合读者的阅读趣味是不够的，真正优秀的作家还需要以一种高度负责的态度，对社会现实发出富有力度与深度的拷问，尽力成为读者大众的精神导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王小波无疑是十分值得尊敬的。
文学理论大师M·H·艾布拉姆斯认为，每一件艺术作品涉及四个要素：作品、生产者、世界、欣赏者。这是一个在包括文学艺术诸多领域皆具有普适性的理论，欣赏者具体表现为观众、听众和读者。文学创作系统活动中，文章的受体就是读者。明确的读者意识是作家成熟的重要标志。在中国当代杂文家中，王小波无疑是极为优秀的一位，他以自由知识分子的身份，拒绝“无智无趣无性”的世界，对我国的传统文化与国民的固有心理进行深刻反思与批判。他以幽默独特的话语方式对形形色色的社会重要问题进行消解。他的杂文活泼有趣，笔锋犀利，堪称独一无二，具有极强的思想与艺术魅力，感染了无数读者，而他在写作中明确的写作意识不仅使他在创作中游刃有余，从容行走于作者身份与读者世界之间，而且使他的杂文产生了相当广泛的社会影响。
注释：
①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十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
②温兆鹏：《王小波杂文“趣味性”之研究》，山东师范大学2014年硕士论文。
③艾晓明、李银河：《浪漫骑士》，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53页。
④李睿：《从沉默到自由———论王小波杂文的自由知识分子话语表达》，《剑南文学（经典教苑）》2012年第10期。
⑤张伯存：《中国社会批评家———评王小波杂文》，《徐州教育学院报》1998年第3期。
⑥王小平：《我的兄弟王小波》，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51页。
⑦朱伟：《王小波的精神家园》，《三联生活周刊》2002年第15期。
⑧《读者是不是上帝》，《人民日报》，2014-6-27。
⑨郜大军：《王小波杂文论：从文体到思想》，华东师范大学2007年硕士论文。
⑩戴锦华：《智者戏谑》，《当代作家评论》，199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