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会的医学记载源远流长
1912年7月，美国《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的前身《波士顿内外科医学杂志》（Boston Medical and Surgical Journal ）刊发了一篇题为《奥林匹克运动会中的美国霸权》的文章，庆祝美国在当年奥运会上取得的成功。在当届奥运会中，美国运动员赢得了25枚金牌，力压瑞典位列金牌榜榜首。文章提到，在瑞典斯德哥摩尔奥运会中美国运动员所取得的胜利，不仅令美国举国上下一片欢腾，而且在生理学方面也意义重大。是哪些因素成就了美国运动员的优势地位呢？文章认为，美国由众多民族混血而成，因此能够充分发挥各个种族的优势，哺育和选拔出最优秀的混血儿。而美国运动员较其竞争对手具有更好的营养和训练条件，这有助于发挥其种族的先天身体条件优势。最为重要的是，美国的民族气质引导其运动员进行更为积极和刻苦的训练，对胜利具有更热切的追求。尽管人类优生学已经逐渐淡化，但许多医生始终保持着对奥运会的兴趣与关注。四年一度的大赛也如闪光灯般不断将医学和体育运动领域中日新月异的变化突出展现。
早在1896年现代奥林匹克之父皮埃尔·德·顾拜旦发起现代奥运会之前，就有很多医学文献对奥林匹克运动有所记载。《波士顿内外科医学杂志》就曾于1851年刊登过一篇有关精神力量如何超越肉体的文章，描述了一位希腊老年人因目睹了自己的三个儿子都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中获得桂冠，过度兴奋而死亡的案例。1958年，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在哈佛医学院的毕业典礼告别辞中还对这一典故进行了引用。还有一些学者则从奥运遗产中总结了出了迥然不同的经验与教训。其中1867年，一位作者提到，过度的运动训练将会夺取智力发育所需要的能量，导致青少年变得“倦怠和愚蠢”。这引起了希腊人的特别关注，因为文章指出，那些在少年时代赢得过奥林匹克运动会奖牌的选手，没有一个能在其成年之后的生活中脱颖而出取得卓著的成绩。然而，发表于1891年的一篇综述文章则提出了与此相反的观点，希望教育家能够通过研习古代的技术来改善美国学校中运动员的体育训练效果。
奥运会的医学记载源远流长，到今年为止，《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就已刊发过近30篇有关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文章。
奥运会引起医生的兴趣与关注
1896年，当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希腊首都雅典拉开帷幕，医生们又逐渐燃起了对奥运会的兴趣——大多集中于马拉松领域。1904年美国圣路易斯奥运会，高温和潮湿的气候令当届马拉松运动员深受折磨，27名参赛者中只有14人完成了比赛。其中冠军获得者托马斯·希克斯在比赛中依靠硫酸士的宁（一种兴奋剂）、五个鸡蛋和白兰地维持自己的体能，而赛后更是需要四位医生的精心照护。在此后的英国伦敦和瑞典斯德哥尔摩奥运会中，高温也曾再次带来麻烦。1920年，奥运会在比利时安特卫普重新恢复举办时，大赛规定运动员必须接受身体检查。1924年，法国巴黎奥运会时美国派出了自己的第一名队医。医学监督从那时开始一直延续至今。
医生对奥运会怀有兴趣的原因很多。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医生们开始探查人类的生理学极限。1925年，一个研究小组对在巴黎奥运会上摘取金牌的耶鲁重量级赛艇选手进行了研究。研究者利用一个设计巧妙的装置显示，在比赛过程中每小时12英里的速度下，八位男选手总共产生了四马力，相比身体静息时其代谢率提高了20倍。1937年发表于《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一项研究显示，1936年参加德国柏林奥运会的运动员每天要消耗7300卡路里的热量。
有时候，奥运会的主办城市本身也会成为关注焦点。《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曾于1935年刊发过一篇综述，对纳粹德国的健康保险制度进行称赞，杂志还于1936年对专为观赛医生准备的“新德国医学理论与实践”展览演讲活动进行广告宣传。罗杰·班尼斯特是第一位在一英里赛跑比赛中跑进四分钟，并最终成为一位神经学家的运动员。他完全反对在墨西哥城举办1968年奥运会，因为这座城市海拔达2300米，空气含氧量要少30%，高原气候对于参赛运动员是极大的挑战。事实证明，在此届奥运会中，有数百位运动员因为偏头痛、休克、晕厥或者情绪兴奋等原因崩溃。另外，对主办城市当地的病原体的恐惧也在韩国汉城（乙型脑炎）及西班牙巴塞罗那（多耐药性链球菌）奥运会之前发生。目前，奥运会已经成为能够吸引数百万游客的盛会，必须要有完善的医学和公共卫生预案。
奥林匹克运动的安全性也一直为医生们所关注。在1924年巴黎奥运会之前，法国医学会专门组建了一个委员会来研究现代运动对人体系统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运动员出现心脏问题的案例数量惊人。随后的研究从上世纪二十年代针对1928年阿姆斯特丹奥运会的运动员一直持续到九十年代针对310位意大利奥运选手，但对于高强度体育训练是否会诱发心肌肥厚这一问题却始终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某些运动受到了更为详细的调查。在亚特兰大奥运会举办前夕，一篇苛刻的综述将女子体操运动比作儿童虐待。文中提到，尽管优秀的体操运动可以为运动员带来深刻而意义非凡的体验，但体操也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威胁生命的生理及心理障碍。作者在文中做出警告：“体育运动应该对各种竞技水平的有才能的年轻运动员起到支持作用，而不是损害其成年之后的发展。”
兴奋剂成为缠绕奥运会的梦魇
一种不同的医学监督模式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出现。1957年《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刊发了一篇社论针对有关“菲迪皮迪兹生理机能”研讨会进行了评论，强调了近些年来田径赛事中一些引人注目的现象。菲迪皮迪兹是一名希腊传令兵，为了报告胜利的讯息，他夜以继日，从希腊马拉松跑回雅典，终因体力衰竭倒地而亡。该研讨会以其命名，主要探讨田径运动中如何对“破纪录热潮”进行解释。社论讨论了训练、饮食、抗生素以及心理等在内的可能贡献因素，但最终社论集中于一个推测的解释：一些运动员使用了安非他命（兴奋剂）来帮助自己打破那些正常情况下不容超越的纪录。过去几十年来，奥运会上有关提高运动成绩的药物的丑闻一直层出不穷。在美国奥委会承认有七名运动员（包括四名奖牌获得者）在洛杉矶奥运会中使用了输血法之后，《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于1985年刊发了一篇文章谴责这一行为。1989年，在本·约翰逊因使用类固醇兴奋剂被剥夺其汉城奥运会金牌后，《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刊发文章对类固醇类药物的使用风险和法律后果进行了评估。随之而来的是促红细胞生成素，该激素可以刺激人体红细胞生成，使得红细胞比容增大，从而使肌肉更强劲，运动时间更长。1991年，一位荷兰生理学家在杂志中讽刺道：“下一届奥运会已经被冠以‘红细胞比容奥运会’的绰号。”医生的责任似乎也已经很明确：医学界有义务认真考虑由科技进步所带来的不良后果。
提高成绩的药物对现代奥运会影响深远。无论是1896年雅典奥运会时运动员使用的士的宁、海洛因、可卡因和吗啡，还是今天一些人使用的安非他命、类固醇和促红细胞生成素，矛盾始终相同。2004年，一位运动医学专家写到，提高运动成绩的药物吸引运动员的原因很简单，它为运动员所无限追求的运动成绩和“更快、更高、更强”的目标做出了神话般的承诺。而滞后的医学监督检测系统也必然催生了一种新形式的竞赛，运动员总是希望能比有关当局的体检系统领先一步。
伴随医学科学不断产生新的提高运动成绩的手段，兴奋剂与反兴奋剂之间的斗争将会一直持续。未来的运动员是否会尝试生长因子或者基因疗法呢？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将永远被医学魔力所笼罩。